专访吴华扬(二): “中国行动计划”与美籍华裔科学家

作者:陈语暄,卢骁羿,谢鸿雁,王煜楠

《中美印象》第269期
【编者按:近期,《中美印象》通过Zoom平台,就一系列与美籍华人以及中美关系相关的问题,深入采访了吴华扬(Frank Wu)教授。吴华扬目前是纽约市立大学皇后学院(Queens College)的院长,曾担任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黑斯汀法学院(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Hastings College of the Law)William L. Prosser 杰出教授、院长(chancellor)和主任(dean)。在皇后学院和黑斯汀法学院,吴华扬都是第一个担任这一职务的亚裔美国人。本次采访共分四次发表,今天发表第二部分:“‘中国行动计划’和美籍华裔科学家”本采访由本站四位学生记者联合完成:纽约大学国际关系专业的陈语暄同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的硕士生卢骁羿同学,吉林大学公共外交学院的谢鸿雁同学翻译,香港浸会大学学生王煜楠校对。本采访为中美印象原创,转发或者引用请注明来源。发布时间为2020年9月8日。】

点击这里查看对吴华扬采访的第一部分:我为什么要帮助陈霞芬

点击这里查看对吴华扬采访的第二部分:“中国行动计划”与美籍华裔科学家

点击这里查看对吴华扬采访的第三部分:“模范少数族裔”并非赞美之词

点击这里查看对吴华扬采访的第四部分:中国学生应该继续到美国留学

中美印象:一直以来,您积极为陈霞芬案(Sherry Chen)和郗小星案(Xiaoxing Xi)奔走辩护,他们曾被错误地指控危害国家安全。当下,我们正处于“中国行动计划”的时代,当您回顾这两个案件之时,有何新的感想吗?

吴华扬:大约从三年前起,我不断接触到一些华裔人士、外国公民、入籍公民,甚至于土生土长的公民,他们都认为自己是种族歧视的受害者。

我总是从真实的案例入手。我的意思是,有些坏人做了一些坏事,他们碰巧是华裔。还有一些坏人在做坏事,而他们是白人、黑人或拉丁美洲人。各种背景的坏人都在做坏事。但是,一个人违反了我们的法律并不意味着其他长得像他的人们也同样有做坏事的倾向。在美国,当你属于多数派时,我们很容易接受个人作为个体。但是当你是少数派一分子时,无论你是否愿意,你都会代表着你所在的群体。如果你是一个糟糕的司机,他们就会说,“看,所有的亚洲人都是糟糕的司机。”

我们倾向于进行上述的概括归类,并且乐此不疲。这是因为我们的大脑习惯于用固定的模式识别所有事情。如果我们要对每一件事情都做判断的话,我们可能连一天都过不完。当我们走在街上时,我们要判断谁是朋友,谁是敌人,这些陌生人中哪一个是危险的。但是,我们只看到了事实的冰山一角,并将其夸大和扭曲,这就是刻板印象。通过一两个真实的案例,不断进行推断和过分概括,直到它不再完全正确。事实上,它是完全不准确的。我们将这种思维路径运用到了几乎所有事情上,但是在种族问题上,这种做法尤其危险与不稳定,并极易出错。我们忽略那些看起来不像是会犯罪的的人,因为我们自以为自己可以看到谁将会犯罪。我们希望罪行显而易见,罪犯长相丑陋,有其罪恶的迹象。我们常常会因为某些人符合我们大脑中的某个刻板印象,即使他们是无辜的,我们仍然会更注意他们,会怀疑他们。

你可以像我一样支持美国的国家利益和美国法律的实施,但你也不应因此有刻板印象。我从不希望任何人认为我会试图帮助北京派遣间谍到美国,以窃取军事机密和商业机密。我为什么要这么做?我不想那么做!我是美国人,我与美国的国家利益休戚与共。


(图片说明:陈霞芬(Sherry Chen)和郗小星(Xiaoxing Xi)。图片来源:路透社)

  陈霞芬和郗小星并非个别案例,社会上还存在其他类别的真实案例,还有许多像他们一样无辜的人:他们没有做错任何事情,却因为长相而受到怀疑,并被调查。《纽约时报》为此撰写了多篇文章,《60分钟》制作了一档关于他们的节目。显而易见,在这两起案件中他们都被指控犯有严重罪行,但是之后政府又撤销了所有指控。这是事实,而非我的观点,是可以证实的。

  还有另外一种情况:人们所犯的错误更接近像是违章停车,而非一级谋杀。非法停车,不缴纳停车费或在装载区停车,是违法的。预谋杀人、射杀或刺杀别人,也都是非法的。大多数人都会认为这并不相同。两者都违法了,但是后者要严重得多。我们当然会认识到这两者的差别。有些人犯错了,但是他们不是间谍。他们或许是贪婪的,暗中从事第二职业,或者向消费者双重收费。他们可能因为同一项目获得两次报酬,可能没有透露他们有两份工作,或者偷税漏税,在账目上十分马虎。我不是在宽恕他们,但他们不是试图窃取美国核武器机密,并将其交给大洋彼岸的外国间谍。

  标准的改变会导致整个类别案例发生变化,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过去,人们(对于中国和华裔的)态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你只需在谷歌上搜索,这一事实的证据俯拾皆是。十年前,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 of Health,NIH),美国国家科学基金(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以及其他机构向华裔科学家提供了许多联邦资助。但是现在,他们成了众矢之的。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在其官网上大肆吹嘘其与中国的合作,逢人说项。几乎所有的美国高校都希望与中国建立合作项目,互派留学生、交换学者、访问教授。他们希望与中方的合作伙伴建立衔接协议。十年前,甚至五年前,他们都狂热地追捧这种合作模式。之后,该合作模式逐渐进入这样一个阶段:它不再受到那么热情的追捧,然后是中立的态度,紧接着不再受欢迎,被禁止甚至于是犯罪。

  这是令人震惊的,因为过去人们所吹捧的接触合作,变成了如果你这样做,你将被驱逐出境,你的职业生涯将遭遇毁灭性打击,你将永远不能再踏上美国的土地,并且你将被媒体诋毁攻击。

  2018年末,美国最高执法官员,司法部部长杰夫·塞申斯(Jeff Sessions),举行高调新闻发布会,宣布了一项新的行动——“中国行动计划”。这不是我的解读,司法部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宣称出台了一个新的行动计划。如果司法部宣称2018年启动的行动是新的,那意味着他们在2017年、2016年、2015年或是更早的时候没有这么做。他们采用了一些法条,新旧不一。的确,这是美国的政策,并且一贯如此。检察官会说,一直以来这些都是法律,过去不是执法优先事项而已。每一位检察官和每一位警察局局长都在行使“检察自由裁量权”,决定哪些是将投入所有的资源和预算进行追查的严重案件,而哪些是普通案件,哪些是不介入的案件。没有一条刑法是百分百强制执行的,因为不能确保逮捕每一个嫌疑犯。直到2018年底前,这些关于外国影响力的法律还不是执法的优先事项。“中国行动计划”出台后,它们成为美国的执法重点。但是,另外一个不可偏废的重点是一个国家:中国。美国司法部并非宣布将开始对所有人实施这些法律,而是专门针对中国。随后,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Christopher Wray)将其描述为对“整个美国社会的威胁”,即中国对整个美国社会构成了威胁,并为此多次发表演讲。特朗普总统明确地表示几乎所有的中国留学生都是间谍。但是这并未引发波澜,人们都对此不屑一顾。

  接下来,让我们谈一谈“规模”的影响。作为美籍华人,我只在成年之后去过中国大陆。我有一个假设,为什么我们如此容易产生刻板印象,为什么我们如此容易受到影响,或许数学能够解答这些问题。种族偏见是对数学的误解。只有在掌握了“中国”(the Middle Kingdom)的规模之后,你才能理解中国。(吴教授用普通话说: “中央(central)是更好的翻译,中央王国——就像希腊人; 在古代,每个文明都以自己为中心。”)


(图片说明:美国司法部长塞申斯;图片来源:路透社)


  大多数美国人,包括我在内,都不习惯中国的规模。当你乘坐午夜抵达北京机场的航班,降落在最远的跑道上,你身心俱疲,却还需要搭乘一辆摆渡车,车程大约一小时。这似乎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长途旅行。在上海也是如此。你甚至可以把美国最繁荣的机场塞进中国机场的一个航站楼里,甚至跑道都可以塞进去。因为一切都在以不可思议的方式不断扩大。中国人对此习以为常,并不大惊小怪。

  一个世纪前,卡尔·克劳(Carl Crow),中国的老朋友,真正推动了中美贸易的发展。他曾撰写一本名为《四万万顾客》(Four Hundred Millions Customers)的英文著作。这本书生动地表现了中国难以想象,庞大的人口数量。此书中提到了“黄祸”的概念,它经由德国凯撒·威廉二世(Kaiser Wilhelm II)推广,意指亚洲人,尤其是中国人,人口数量之大,甚至于可以压倒欧洲。但是现在,“黄祸”这个概念倒退了。我的意思是,它强调亚洲人是一个难以区分,没有个性的群体。如果你仔细想想,亚洲人的数量意味着,任何一个人的真实情况和碰巧与其长相相似的人的真实情况可能相同,也可能不同。这种刻板印象正确的可能性是较低的。这种负面形象是基于这样一种信念,即亚洲人像是一群蚂蚁,他们的行为像是一个单一的有机体。


  以新冠肺炎疫情为例,许多美国人此前从未听说过武汉,但是它至少有1100万居民。这个城市被认为是疫情的源头。在中国政府的城市排名中,武汉甚至不是一线城市。然而,武汉市人口远超纽约市的人口。按照中国的标准,这个城市并非一线城市,但是如果以美国的标准则是巨大型城市。这就是规模效应。如果我们从欧洲人角度看,德国是经济实力最为强大的欧洲国家,人口约为8000万,法国的人口不足7000万,而中国广东省就有1亿多居民。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与香港隔海相望的中国硅谷深圳,至少拥有1200万居民。作为一个国家,德国的人口甚至无法与中国广东省相提并论。大多数美国人,或是全世界大多数人,都对此种巨大的规模难以理解。这就是我们计算风险时的困难来源。

  让我们把规模效应适用于关于中国人是间谍的指控上,或许能更好地理解这一问题。当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在国会作证时,他指出中国正在派出“非传统的情报数据收集者”。我们所谈论的不是007系列,也不是谍影重重系列,也不是“斗篷与匕首”。雷说:“不不不,中国派出的间谍是研究生,也许是正在攻读生物学博士学位的研究生。他们在暗地里是‘非传统的情报数据收集者’。”当美国的“沙粒”理论运用于此,即意味着,如果所有中国人都拥有一些微小、不值一提的情报数据,由于数量的庞大,如果将这些微小的情报数据拼凑在一起,或许就能窥见美国全部的情报信息。

  让我们仔细思考一下运作流程。疫情之前,每年约有35万中国人在美国学习,有时甚至多达37.5万人。美国的华裔人口数量是留学生人数的十倍之多。假设留学生之中有350名所谓的间谍,那么对美国来说确实是个大问题。这将意味着每一所进行科学研究的美国高校都可能有一名研究生间谍。这可太糟糕了,美国对此必须采取行动,有所作为。

  然而,如果按比例考虑一下这一问题。350名间谍是每年中国留美学生总数的千分之一,那么,这意味着99%的人是无辜的。可能确实有相当数量的犯错者,但是由于比例和规模,几乎所有人都是无辜的。


来源:中美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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