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华志坚:义和团运动以及中外的不同解读

作者:王煜楠,谢鸿雁

《中美印象》第283期 
【华志坚(
Jeffrey Wasserstrom)是美国著名的中国当代史研究学家,他对中国的研究兴趣起源于中国各类反抗运动中学生的角色,并由此延伸至当代中国社会史及比较史学研究。华志坚也为美国主流媒体撰稿,向美国公众介绍更为全面的中国。他的著作包括《守夜:处于悬崖边缘的香港》(Vigil: Hong Kong on the Brink) 、《哈佛图解中国现代史》The Oxford Illustrated History of Modern China以及《21 世纪的中国:那些所有人都应当知道的事情》(China in the 21st Century: What Everyone Needs to Know) 中美印象近期采访了加利福尼亚大学尔湾分校历史系资深教授(Chancellor’s Professor)华志坚。】

                                                  

中美印象: 您最近正在写一本关于义和团运动的书籍,您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为什么您有兴趣就这个主题撰写一本书呢?

  华志坚:虽然义和团运动(Boxer Rebellion)这个名称在西方已经被广泛运用,但是我并不赞成这个说法。,因为当时的义和团是与清朝合作,受到清政府支持的运动,所以义和团民实际上并没有试图推翻政府。在我研究中国 20 世纪初学生运动的时候,我就已经对义和团运动有所关注:学生们为了反对帝国主义游走呼吁,坚持非暴力抗争。受到学生运动挑战的西方(殖民者)声称“你们这就是新义和团运动,你们和义和团民没什么区别。”学生们便会说:“不,我们是受过高等教育的,见多识广。我们只是反对你们的不平等政策,而不是排外。”

  我对学生这种在抗议运动中,努力和义和团运动划清界限的现象很感兴趣。1925 年 5.30 事件发生的时候,英国人说:“你们是新义和团民”,学生便会反驳说“不,义和团是封建迷信,他们是暴力革命,是一群无法控制的暴民。”但在后来的中国历史中,包括毛泽东执政时期,义和团民实际上却被当作是一群英雄。

  1999年,北约轰炸贝尔格莱德,中国驻贝尔格莱德使馆不幸成为受害者,三名中国人因此丧生。当时我正在北京,亲眼目睹了发生在英国大使馆和美国大使馆外的示威抗议。一篇美国报道如是写道“这场抗议就像是一场义和团运动。因为当义和拳乱方兴未艾之时,他们也是如此围堵大使馆并威胁外交人员的。” 国外的媒体便指责道“一百年过去了,中国人难道还没有意识到这样(极端排外)是不正确的吗?

  但实际上,一些中国媒体也会(把这场抗议)与义和团运动相比较。 20 世纪初,八国联军侵略中国,并犯下了不少的无意义的暴力罪行。无独有偶,北约军队,同样的西方国家联军,侵略了塞尔维亚,而中国人也因此受害。所以在 1999 年,中西方都在大谈特谈义和团运动,彼此质问对方没能从一百年前的历史中吸取教训,但他们的论据和观点角度却大相径庭。因此,我对义和团运动的历史影响产生浓厚兴趣,好奇为什么我们对同一段段历史时期有截然不同的视角和观点。

  西方的课本大篇幅着墨于义和团运动的恶劣影响,以及义和团民是怎么样屠杀基督教徒和西方人的。但是,在中国的课本上,20 世纪初最惨痛的事件便是外国军队的侵略和无数无辜的中国人丧生。我觉得这种差别很值得研究,尤其是一个历史事件对我们当今的影响。但当我真正开始着手研究 20 世纪的这场运动的时候,其他事情吸引了我的注意力:义和团运动时期,人们是怎么看待它的?我发现当时的人们也认为义和团运动是重蹈覆辙。同样的暴力事件在 20 世纪之前的历史中也有迹可循。

  1900 年后,人们慨叹“啊,这就像是 1900 年发生的事情一样”;但在 1900 年,西方人会想起世界其他(殖民地)所爆发的暴乱。那时候的中国媒体会大篇幅地论证义和团运动与白莲教之乱如何相像,或是把它与其他的历史事件相比较;英国媒体称义和团运动与 1857 年英属印度宗教极端分子发起的暴乱异曲同工;美国媒体则报道称义和团民实际上跟印第安人很像,因为义和团民相信他们刀枪不入,而一些信奉幽灵舞仪式的印第安人也相信子弹无法伤害自己。

  这本书真正想要传达的观点是,世界各地的人们,即使在思考同一事件,他们的看法也大相径庭,部分原因是他们运用了不同的历史事件进行类比。随着时间的推移,该事件也会成为历史事件类比的来源。与其说这是一本讲述义和团运动这一事件的书籍,倒不如说是一本讲述这场运动与种种历史相类比的书籍。

中美印象:您最近发布了一本关于香港的书籍《守夜:在悬崖边缘的香港》,您是怎么看待2019 年在香港这一场史无前例的学生运动呢?在《港区国安法》生效之后,您认为这一场运动将成为香港最后一次大型的社会运动吗?

  华志坚:这是一个很宏大、也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我这段时间思考了很多。针对你的后一个问题,不论这会不会是最后一次这种类型的抗议活动,2019 年的守夜大概率将会是最后一次合法的守夜了。我认为,抵抗运动在香港将会继续,但由于《港区国安法》的新常态,这种抵抗将会以另外一种方式呈现。抗议者们必须从此改变策略。不过,自从我开始关注香港以来,抗议者们就已经在根据现状不断地改变他们的策略。1987 年起,我偶尔造访香港。但自 2013 年始,我造访香港的频率大幅上升—— 一方面是因为我着迷于这座城市 —— 我愈发香港,也在此结识了许多朋友。

  那也是在 2010 年前后,我逐渐意识到我先前所研究的中国的抗议活动在大陆逐渐销声匿迹,但却在香港依旧存留下去。在雨伞运动的那段时期,我就尤为关注香港,毕竟雨伞运动是自 1989 年迄今中国范围最大的、影响最为深远的城市社会运动。当时我亲抵香港现场,花了几天时间观察这场社会运动,在之后也常常思考、研究这场运动。此后,我常常关注香港的社会运动,尤其是 2019 年这一场史无前例的运动。在雨伞运动中,抗议者们就已经认识到只有一个占据点,并只使用一种战术是有很大局限性的。这会使得当局能够很轻易地遏止终结这场社运。所以这些抗议者们在 2019 年就尝试避免这一局限,运用了和先前完全不同的战略。

  因此,示威者们努力尝试去不断更改战略,让整场运动更加灵活。我认为,尽管这一场示威运动最终没有达成所有的目标,它依旧是一场出色的社会运动。因为从社会运动研究的角度来说,它延伸出了一种全新的抗议模式。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尽管这场运动最后在香港衰落了,但它的模式却在世界其他地方不断复燃。这真的很有意思。

  示威活动常常是有所折衷的,不仅会受到当地历史因素的影响,亦会受到世界其他地方的事件影响:香港的社会运动就是一个绝佳的例子。2014 年的雨伞运动就受到了中国其他地方以及香港历史的影响,但它可以溯源于发生在世界各地的占领运动(Occupy);占中运动起源于占领华尔街运动(Occupy Wall Street),亦受到了台湾太阳花学运的影响。这场运动是有折衷的,它包罗万象,这恰恰与香港的形象所吻合——香港不就是一个受到多元文化影响,又同时与中国历史和港英殖民历史有联系的城市吗?

  2014 年的雨伞运动与 2019 年的反送中运动便都符合我所说的这些特征。不过,2019 年的这场运动与先前的社运都有所不同,即它与国际社会的联系。我们能够看到世界上其他地方的示威者正在学习香港抗议者处理警察的催泪弹的方式。现在泰国示威运动的示威者也在从香港这场抗议活动中获得灵感,用一些香港示威者所用的象征符号或抗议策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讽刺的事实:尽管这场社会运动在香港最终失败了,它的精神、象征和策略却在世界上其他地方存留下来。

  尽管反送中运动最后没能实现它所有的诉求,它在世界上却影响深远;而香港 2010 年代的所有社会运动,不论他们的起因、发展路径和诉求如何不同,都是互相联系的。说到底,这些社运都是抗议者在试图反抗一种同化香港为大陆某一城市的想法。我认为,这其实是一种不认可一国两制体系的体现。香港应该是中国的一部分,但它应当有自己的特性。这实际上就变成了对一国两制的两种不同解读。对于很多香港人来说,“两制”更多指的是一种与大陆不同的政治体系,与大陆不同的公民社会。这个社会允许合法的示威运动,拥有更加独立的法庭与更加自由的媒体。但在北京看来,尤其在习主席的任期内,这种“两制”更多是指经济上不同的生产—消费体系。在此种认知下,澳门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澳门现在依旧有相对于内地更大程度的政治自由和新闻自由,其与大陆其他城市最主要的区别是经济制度和允许赌场的制度。

  我认为,和许多香港人的期许不同,北京希望香港在政治体系上向大陆城市靠拢。香港将会成为深圳、广州在内的大湾区的一员,可能唯一的区别便是商业体系的不同。这种认知上的差异是香港近年来种种社会运动的根源,而异见人士和政府也围绕这一点展开攻守。但讽刺的是, 2019 年的抗议运动式微后,持续的抵抗运动反而是围绕着经济展开的。示威者们支持与赞助那些公开表示支持示威运动的商家,这种“黄丝经济”也是这场运动中很有趣的一点。

中美印象:如果您有机会跟现在的大陆和香港的青年对话的话,您会想要说些什么呢?

  华志坚: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谈及学生运动时,人们常常会将学生运动与青年运动混为一谈。一直以来,我关注的都是学生运动这个概念,很少去着墨于青年这个身份。但我现在必须得说“青年”这个身份在社会运动中的位置越来越重要,我们看到青年意识到自己的未来越来越被他们在此刻的努力所决定。一些年轻人已经在环境保护运动,以 2019 年全球气候罢课(Climate Strikes)为例,中占据一席之地;我们也能看到像格蕾塔·桑伯格(Greta Thunberg)和黄之锋一样的例子,他们在社交媒体上互动,并赞扬对方。在美国,在“黑人的命也很重要”(Black Lives Matter)运动之前,最大的社会运动便是由青年领军的反校园射击的抗议。

  如果我能够与香港的年轻人对话的话,我便会跟他们讲到这个现象:现在世界各地的年轻人都认为他们的上一辈没能够解决会影响他们未来的一些问题,让他们失望了。也许我们能够在未来达成一些共识去更好的解决地球的环境问题,毕竟我们的上一辈人没能够解决它,甚至未能做到认真对待这些问题。我觉得相较于其他问题,这些人类共有的忧虑是更为重要的,尽管在香港的一些议题上人们有很多的异见。实际上这些问题能够帮助我们先放下对不同“阵营”的人的成见,去试图达成共识,去理解我们依旧是有共同利益的,去理解对方的立场。如果年轻人是真正在意自己的未来的话,就去做这样一件事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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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美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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