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普顿:只要中国周边出问题 美中关系就会下滑

作者:蓝普顿 汤以诺 译

很高兴和大家在一起。我想请芭芭拉·史密斯(卡特中心负责和平项目的副总裁),向卡特总统和夫人表达我们最崇高的敬意。我认为,在美国方面,我们所有人的事业和我们享受的40年和平都要归功于卡特总统及其同事们,当然,也要感谢中国的邓小平和其他许多人。所以,请向总统转达我们最崇高的敬意。

【这是蓝普顿教授2021年1月27日在由卡特中心和中国人民和平与裁军促进会共同举办的线上对华上的讲话。点击这里查看蓝普顿演讲的英文原文。】


首先要说的是,我认为我们当前急需开诚布公。我认为双边关系最好的朋友就是那些说话最坦率的人。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所以在这里请原谅我的坦率。首先,我想就“风险管理”这一主题提出三个背景考虑,然后再谈谈如何建设性地推动中美关系向前发展。

考虑一是前总统特朗普在大选中共获得了7400万张选票。不管现在特朗普执政与否,特朗普主义依然存在。这是我们政治中一股非常真实的力量,至少在我看来,你无法指望它消失。因此,中美关系要想回到特朗普时代之前很难,很多问题不可能一夜之间烟消云散,推动双边关系前行也必定是不容易的。

考虑二正如鲍卡斯大使刚才指出的,拜登总统希望就解决全球性问题同中国开展合作。今天我刚听到政府的声明,称气候变化是美国国家安全的核心问题。事实上,我很惊讶这个问题是如何被置于国家安全议程中的。但我相信,拜登总统非常真诚地希望与中国合作,包括在核扩散、公共卫生、气候变化和全球经济管理方面。所以我认为现在的一个普遍共识是,我们两国关系中存在着合作的层面,这一点很重要。

考虑三是中国正在变得越来越自信。在我看来,中国需要更好管控自己的预期,小心行事。我记得几十年来,我的中国朋友经常对我们美国人说,“要有耐心,我们正在改变,但要有耐心。”嗯,我想我应该把这个建议反过来送给我的中国朋友——“在美国的这一历史时刻,要对我们美国人更有耐心。”

现在,在这三个考虑的北京下,我想谈谈我们关系中的一个核心挑战以及我们应该如何应对这一挑战。我还想提出一个我认为能够促进双方进一步发展的核心机会。

那么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我认为我们现在所处的时期,更像是冷战的早期阶段。我不想把美中关系和当年的美苏冷战划上等号。但是,如果我们回想一下上一场冷战,我们会发现我们的问题几乎都发生在中国的周边,它是360度全方位的。朝鲜半岛问题,越南问题,印度尼西亚、中亚、新疆和西藏问题。文革期间香港也是问题。目前在印度也遇到了问题。如今我们再次看到的是,当我们的双边关系恶化时,几乎所有中国周边地区的冲突程度都会上升。这会使美国卷入,很明显中国也会参与进来。

因此,我认为我们必须思考如何管理中国周边360度所有这些问题。这里包括很多问题。很多人都在谈论竞争。但把它说成一种竞争,听起来其实比实际情况温和得多。我想指出的是,在历史上,中国周边从来都不存在“良性竞争”这种东西。所以我们必须进行合理管控。

我们将如何管理这个被卡拉·弗里曼(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中美关系学者)称为“裂谷”(rift zone)的地带?我认为北京和华盛顿需要尽快做出反应。这意味着在第一年,我们需要恢复以战略为导向的对话。我不是说布什和奥巴马总统时代各式各样的战略与经济对话不好,那些年的对话很多。我是说也许我们需要次数更少、规模更小的对话,我们需要更好的对话,更多的以讨论战略为主的对话。

换句话说,我们需要在正确的领域进行更好的、而不一定是更多的对话。我认为我们还需要发展危机管理机制。不仅仅是台湾海峡的局势可能迅速升级,朝鲜半岛、南中国海甚至东海也可能失控。因此,我认为我们需要加倍努力建立危机管理机制——越早越好。

现在,我想谈谈美中合作的一个重要机会。我们每个人都是自身历史的产物。我认为对我影响最深远的一件事是,1979年,我和时任卫生、教育和福利部长约瑟夫·卡利法诺先生一起去了中国。当时他一共签署了两项协议,因为在我们当时的官僚机构中,卫生和教育在同一个部门,而在中国则是两个不同的部门。因此,我们签署了两项协议。

问题的关键是,这两项协议仍然为我们在卫生和教育领域的合作提供了框架。我希望看到我们在这些领域恢复合作。这只是我的建议,不一定会获得其他人的赞同。也许是中国派卫生部长来美国,而我们派教育部长去中国。我并不关心双方各自走哪条路,但我们确实需要认真恢复这两个领域的合作——这显然符合我们各自的利益。我希望中方能够接受美方将其疾控中心的人员到中国工作。我希望中方能够为目前在华的世卫组织工作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我知道这很敏感,但我们以前也在病毒问题上合作过,2013年美中在H7N9禽流感爆发后有过合作,2014-15年美中又一起在西非抗击埃博拉病毒。我们完全有理由再次合作。

所以我想说的是,让我们建立起战略竞争的管理机制。让我们在处理那些“裂谷地带”问题时更加小心。让我们积极推进双方在公共卫生、教育等领域的合作。两国的最高领导人可能会支持合作,但不一定很快就能访问对方的国家。但是,我们可以加强双方部长一级的沟通和交流,或以其他方式互动。我敦促大家尽早走上这条合作之路。谢谢!


蓝普顿教授在线上对话问答期间的讲话
1.问:最近,我们注意到白宫新闻秘书称,在对华关系问题上美国需要有耐心。去年12月,拜登提名的国防部长劳埃德·J·奥斯汀三世(Lloyd J. Austin III)也谈到对付中国要有耐心。有趣的是,他提出的这个想法,同时受到了表扬和批评。从美国的角度来看,“耐心”对中美关系意味着什么?


兰普顿答:首先,我不代表政府发言,我会问自己同样的问题。但是,正如我在讲话中所说,美国自身需要保持耐心,因为美国当务之急是解决好国内问题——应对疫情和恢复经济。事实上,在中国朋友交谈时,我总是说,我们国内的稳定出了根本性的问题。所以,我们不要把中国及我们与北京之间的问题拔得太高,它会把我们的注意力从国内问题上转移开。请记住,出于许多原因,邓小平当年改善与美国的关系本质上也是要借此处理中国在文化大革命后的严重的国内问题。虽然邓小平和拜登的处境并不相同,但他们有相似之处。

此外,我不敢冒昧地代表新的拜登政府发言,但我认为,我们希望你们在处理一些对你们非常敏感的问题时也能够耐心。当然,台湾问题已经被反复提及了。还有你们和日本的问题。另外,我们希望你们对印度也要有耐心。因此,我所理解的“耐心”这个词是,也许我们彼此都需要有耐心。

2.问:兰普顿教授,您关于重新定义两国教育关系的建议是对的。事实上,我在2015年参加了国际志愿领导访问项目(IVLP)。我从美国驻北京大使馆的工作人员那里听说,这个项目还在,但在中国的富布赖特学者项目则被特朗普政府终止了。所以,很多中国学生和学者都很关心双方的教育、文化和学术交流是否还能持续。双方是否会面临更多的障碍?拜登政府是否会进一步支持双边交流?

兰普顿答:我应该声明,我只是发表我自己的观点,不代表新政府。所以如果你接受我的个人观点,我会把它们都告诉你。

在富布赖特项目上,我认为这是上届政府的一个错误。就像我说的,我不代表政府,但我认为重启这类项目会获得广泛支持。但是,我想反问你一个问题。如果美方提出重启,中方又是否会同意?中国对于美国的教育项目,特别是对美国在中国广泛传播美国文化,其实一直存在一些不信任。所以,我想知道在某种意义上,我们是否是终止了一个没有得到中国领导层100%支持的项目。我知道在美国学术界,在美国做学术研究的人群中,这个项目会得到广泛的支持,也许不是100%,但会有广泛的支持。但是中国会同意重启吗?这是我向你们提出的问题。我希望这是我们可以共同推进的拓宽美中文化交流的项目。

就教育领域的问题而言,一直存在着研究型大学的知识产权问题。我给你们举个例子。最近在麻省理工学院有一个关于一位教授被起诉的案例(陈刚案件),这个案件涉及他与中国“千人计划”合作的条款和透明度问题,涉及金额很大,这个案子会在法庭上解决。我对这个问题没有什么看法,但我认为,整个知识产权保护及相关安全研究和技术,是一个越来越严重的问题。

同时,关于在美国的孔子学院,现在有不少大学的孔子学院还在,但我不认为现在的美国校园会与中方合办更多的孔子学院,部分原因是考虑到美国政府在安全领域的政策,研究型大学可能会受到一些资金方面的影响。所以,我认为中美目前的战略军事冲突影响到了的教育关系。尽管如此,我认为恢复被取消的富布赖特项目应该是当务之急,我希望美国能与中国磋商,迅速采取行动。

我还要补充一点。周文重大使,您刚才提到了格雷厄姆·艾利森,也提到了5个R。让我再加上第六个R:保证(reassurance)。中国需要让邻国放心,因为只有你们的邻国放心,美国才会放心。所以,所有这些事都是犬牙交错,但我希望看到我们能在恢复富布赖特项目上取得进展。

3.问:兰普顿博士,过去两年,特朗普政府和美国国会在改变美台关系方面做了很多事。你认为,作为稳定中美双边关系支柱的“三个公报”是否仍然有效?

兰普顿答:三个公报还有效吗?我的答案是“还有效”。我认为这种情况应该保持下去,因为坦率地说,我们没有任何替代的架构。因此,我想说,这些联合公报是有效的,而且应该继续有效。我认为要求改变的压力主要来自国会,国会层面更加积极。国会目前有300多项涉及中国的立法和决议等待辩论和批准。所以,国会要活跃得多,而且它在很多方面都不受政府的控制。我个人认为,特朗普政府执政末期的一系列决定改变了美国1994年的涉台指导方针,这会影响美国如何落实和执行三个公报。

问题是,什么样的事情会改变台湾的官方地位,还有什么其他的事情则会更容易被接受?我认为你所看到的对这些变化的管理将应先我们如何遵守三个公报。我个人鼓励我们的政府需要非常谨慎。我认为这是你们常说的非常“敏感”的问题。

但我认为“敏感”还不足以涵盖这个事的本质。因此,在我们就替换“三个公报”达成一致前,这是我们的基础,一个可信的基础,但我们在如何执行这些公报方面必须非常谨慎。我有我的担忧。这与周文重大使的观点一致。是的,周大使对1982年里根政府对武器销售争议的描述是准确的,但美国的立场总是以台湾能够在某种意义上实现自卫和不受到来自中国大陆的过度压力为前提的。当你们改变和扩大了军事实力,美方的担心就变得可以理解。事实上,在各方看来,包括台湾,中国的军事实力的确变得更强大了。你们的军事力量的增长是我们始料未及的,来得快,而且高效。

此外,我们必须坦率地说——中国大陆正在对台湾施加更大的压力,当然,台湾内部政治也正在朝着你们更担心的方向变化。所以我希望我们的政府能在台湾问题上比特朗普更谨慎,但是我认为你们也需要更加谨慎!你们不应该认为美国目前自顾不暇。如果和平破裂,美国会选择卷入。因此,台海问题会使美中冲突很快失控。

来源:中美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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