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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建国:下一个三十年的和平机制--不是“G0”,而是“G2+X”

作者:储建国

美国外交政策专家、欧亚组织(Euroasia Group)创始人和总裁伊恩·布雷默(Ian Bremmer)在2011年提出了“零国(G0)”概念。所谓零国世界,指的是一个没有哪个国家或国家联盟愿意和能够持续发挥全球领导作用的世界。(点击这里查看布雷默在美国《外交事务》杂志发表的“一个零国的世界”)

这个“零国世界”值得琢磨。美国精英层在对美国自身问题的焦虑中丧失了领导世界的责任感,为了美国利益而走向偏执,不再像一个世界领袖那样有一种平衡的控制感。

在现实世界中,不管什么机制,如果核心国家放弃自己的责任,都难以起到稳定世界秩序的作用。零国世界实际上就是没有稳定机制的世界。

这种状态对中国来说是一种机会,也是一种风险。改革开放这么多年来,在美国主导下的世界机制中,中国尽管有很多难受的地方,但可以只做一件比较单纯的事:发展经济。其他乱七八糟的事,让美国去处理,让美国处于矛盾的焦点。特朗普上来后,不愿再这样下去了,他的思维很简单,那就是美国第一:有好处的事就做,没好处的事就退,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顾一切。

但特朗普并不是没有理性的人,那种商战的理性可以帮助他集中精力做成一件事。问题是当美国精英层呈现共同的偏执气质时,分权的政治特征就会导致事情不完全按照特朗普的计划走。

譬如说这个《台北法案》,由国会少数议员推动,最后两党议员一致通过。特朗普本人对法案内容也不会有什么反对的地方,他在乎的只是这个东西是否会打乱他与中国经贸斗争的计划。如果中国淡化处理《台北法案》,与美国继续进行第二阶段的贸易谈判,这应该是他乐意看到的。

然而,这只是中国的选项之一,而且是越来越难以做出的选择。中国至少还有另外两个选项:其一是抓住《台北法案》不放,把捍卫领土和主权完整放在第一位,这个问题没有一个好的答案,就不进行贸易谈判;其二是冷处理台湾问题,也不积极与美国进行贸易谈判,而是按照自己的设想去参与全球事务,塑造新的全球机制。

后一种想法似乎更加深谋远虑,也是想抓住“零国世界”提供的机会,但国内国际双重政治压力让这一选择非常艰难。

就国内压力来说,中国积极参与全球事务有很高的民意支持度,但是由于《台北法案》把中美在台湾问题上的基石抽走,民意不再可能支持冷处理台湾问题。现在中国广大民众基本上还不了解美国在该法案中正式承认台湾为独立于中国的国家。一旦这一事实广为人知,中国政府将面临很大的压力,甚至产生某种危机。而且,在美国正式支持台湾独立的情况下,如果大陆没什么有力动作,那就是实际上容忍台湾独立,台湾倾向统一的人就会有一种被抛弃的感觉。在当前这种局面下,放慢走向全球的步伐,优先处理台湾问题,可能是不得已的选择。

就国际压力来说,中国如果冷处理台湾问题,国际上是比较受欢迎的,但对于积极参与全球事务,国际上可能是另外一种态度。尽管不少国家对美国有这样那样的不满,但也不愿看到中国来填补这个空白。美国放弃责任,但并不愿意放弃权力。中国积极参与全球事务,塑造新的机制,必然导致权力的转移。美国不可能希望本属于自己的权力转到中国那里。美国对中国的焦虑和打压,也主要是基于中国对其全球领导地位的威胁。美国不惜在台湾问题上铤而走险,也是借中国的这个软肋遏制中国走向全球。

美国既想甩掉全球责任,又不想放弃全球权力,也就是只想利用全球权力为本国利益服务。如果说美国实力下降是世界领导力塌陷的客观原因,不愿承担责任则是主观原因。领导力赤字对于全球秩序来说,是一件危险的事情。零国世界的主要特征就是领导力赤字。中国一直反对单极霸权,主张全球治理的多极化,因此,对“零国世界”概念应该比较感兴趣。最大的问题是,既然二十国集团无法提供有效秩序,那么看上去更为分散的零国世界如何提供秩序呢?

答案不是很妙。大家都各自为阵的情况下,除非彻底阻断全球化,否则,一个无解的局部冲突就可能像瘟疫一样扩散开来。

中美谈出一个合作机制,以供给世界下一阶段的和平秩序,才是务实的选择。但美国这批不负责任的政客把台湾问题的锅底打破了,还有机会补起来吗?

补起来的可能性还是有的。前提是中国要坚决斗争,让美国认识到自己的行为边界在哪,逼迫美国在这个问题上回到双方的平衡点。在中国实力有了很大增长,而且是拥核大国的情况下,美国竟然还能够突破任何一个主权国家都会设定的底线,这不仅是违背了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也违反了美国所奉行的现实主义政治逻辑,中国需要让美国知道这种违反的代价。

中美在台湾问题上回到正常的平衡点,也就是“三不一坚持“,实际上符合美国利益。台湾不独立,大陆不动武,台湾的体制得以保全,继续与美国发展经济、文化等非官方关系,甚至可以成为中美交流的纽带和矛盾的缓冲地,而不是现在这样的冲突前沿阵地。

然而,回到这样的平衡点可能只是学者的一厢情愿。打破底的锅补起来还是很难的。美国不太可能废除承认台湾独立的法案,也不太可能停止对台军售。所以,中国决策者需要有历史的担当,这种担当并非是主动与美国为敌,而是以我为主,积极解决台湾问题,让美国伸得过长的手缩回到合适的位置,这是对双方都有好处的事。

价值体系和制度体系的差异尽管在中美关系中起到一定的作用,但在美国的对外战略中,现实主义总的来说是占主导地位的。如果从相对理性的现实主义出发,美国的决策者一方面会认识到中国不可退缩的边界在哪,另一方面会认识到在与中国的协商与合作的过程中,美国可以更好地发挥领导作用。

要让美国认识到前一点,中国必须进行坚决的斗争;要让美国认识到后一点,中国可以尊重美国的地位,主动进行各种具体的合作。

在中美形成这样一种稳定关系的前提下,安理会机制,G20机制就可能重新激活,相关的重要国家都可以找到合适的位置,发挥积极的作用。如果这样的局面能够形成,那么世界有可能重新获得三十年的和平秩序。这样的世界不是G0世界,而是“G2+X”世界。在这样的世界里,以美主中辅的方式提供新的领导力,形成新的和平秩序。

中美需要在处理好台湾问题之后,以对人类文明负责的态度认真思考这样一个世界。然而,由于双方思维方式的差异,这样一种共识是很难形成的,尤其是在双方互不信任的情况下。

人类是否能再次得到一个较长时期的和平,一方面事在人为,另一方面也听天由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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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美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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