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志東:當代中國知識分子的三個政治角色:從他們在美國問題上的分裂談起

作者:郝志東

(本站编者按:原載於2020年11月《思想》雜誌第41期,作者授权发布。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千帆在他最近的文章“美国契约的破裂与重建”里也对中国知识份子对美国2020年大选和特朗普的意见分歧做了自己的分析。原編者按:本期《思想》出刊之時,美國的總統選舉已經揭曉答案。不過華人──特別是知識分子──為了川普而分裂,其意義主要不在川普與拜登之間如何選擇,而是反映了各地華人對歷史的認知,對一些基本價值的判斷高度分歧。本刊編委對這些爭議當然也有自己的觀點,但我們也希望了解近年的「川粉」、「白左」等現象,澄清這些歷史認知與基本價值的分歧究竟何在,從而鼓勵對話。郝志東教授長期研究知識分子,曾經以專書對知識分子的角色深入分類。今年他注意到中國知識界為了美國政治而分裂,於是借用自己的分類架構進行探討。這個架構是不是貼切,他對個別人物的歸類是不是準確,注定會有爭議,但是他所做的觀察值得讀者重視。)


開場白

從2016年川普贏得美國大選之後,中國知識分子就被激烈地分為「反川派」和「保川派」,聽起來有點像中國文革時的分派。前者有時候被稱為「黃左」,和美國的「白左」相對應,後者則被稱為「川粉」。但是無論是「黃左」還是「川粉」,都橫跨中國和歐美,儼然是一場全球華人的分裂。2020年5月,美國黑人佛洛德被員警暴力致死之後,發生了持續數月的全國性大規模的反種族歧視、員警暴力的運動。中國知識分子派別的分裂就變得更加嚴重了。

比如2020年7月5日,廣州的著名人權律師隋牧青和清華大學的著名教授郭于華在推特上盛讚一個美國老兵。後者說「他媽的給我一把槍,我要擊斃這些狗娘養的」。郭于華說「罵得好:那啥主義雜種」。結果流亡海外的著名民主運動鬥士、異議作家莫莉花(筆名茉莉)在瑞典發聲,批判郭于華「罵人(黑人?白左?)」是缺乏文明教養。郭于華則說自己是被逼無奈才罵人的。

正如資中筠先生所說,「一段時期以來我感到與同樣信奉普世價值,對國內問題看法基本相同的朋友對美國卻有些不同的看法」。[1] 當然資先生的說法比較客氣,其實自由派知識分子對美國的看法,尤其是對川普的看法,對美國反對種族歧視、員警暴力運動的看法,已經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了。

事情何以至此?資先生說可能是國內的事情沒有辦法說,所以人們就只能講國外的事情,而美國的事情最有吸引力。也即所謂「國情如此、人情如此,身邊事無能為力,只能妄議隔洋之事,替他人擔憂了」。

林語堂先生在1935年談到了中國最大的日報、歷史最久的《申報》的編輯方針時,也說了同樣的意思。他說該報樂此不疲的原則是「1.登載國外而非國內之事;2.處理看不見摸不著的久遠之事而非眼皮底下的問題;3.討論一般而非具體的問題,比如『勤奮的重要』、『真理的價值』等等」。林先生說這是無可奈何的事情。在個人權利有保障的情況下,人們才會有參與精神。否則為了自我保護,只能消極避世。[2]

讓人感到沮喪的是,這些原則在近百年之後的今天,仍然是中國知識分子所遵循的原則。他們討論美國的政治而很少討論中國的政治,即使討論中國政治也多是古代的政治,即使討論現在的政治,也多是討論理論問題,而不是具體的問題。於是就有了「妄議美國」的現象。

這裡涉及了一個非常重要的知識分子政治角色扮演的政治與社會環境問題。這是本文想討論的第一個問題。在美國問題上的分歧,也涉及到了一個更重要的問題,即知識分子的政治角色。所以第二,我們想從歷史與比較的角度來討論知識分子演的三種政治角色。第三,我用當代中國知識分子的例子來說明他們在國內問題上如何扮演這三種角色。第四,我討論這些政治角色的重疊。第五,我討論這些角色的意識形態基礎和倫理基礎及倫理困境。第六,我們回到開場白中所討論的中國知識分子在美國問題上的分歧及其所代表的政治角色及其困境。最後在結論部分,我們再回頭看知識分子的各種政治角色可能會對中國發展起到一種怎樣的作用。

知識分子政治角色扮演的政治與社會環境:一個歷史的回顧

1949年以來,中國知識分子角色扮演所依賴的政治與社會環境經過幾個大起大落的階段。毛時代的各種政治運動造就了一個萬馬齊喑、唯毛獨尊的局面。思想改造、批判馮雪峰、批判俞平伯、批判胡風反革命集團、反右派、文革等等一個接一個的政治運動,使得知識分子們學會了唯唯諾諾,大家都噤若寒蟬,很少有人敢直接挑戰主流意識形態。知識分子們只能扮演又紅又專的革命知識分子的角色,否則後果不堪設想。

文革結束後到1989年的改革開放年代,中國的政治與社會環境相對寬鬆。「傷痕文學」揭示了文革帶給人們的痛苦、暴力與不公;知青小說、朦朧詩等也都加入了這個運動。從「西單牆」運動開始的要求政治現代化的民主運動也興盛了起來。西單牆運動被鎮壓下去之後,大學生們積極參加了民主選舉地方人大代表的運動。思想界也異常活躍,產生了《走向未來》、中國文化書院、《文化:中國與世界》等學術團體,並出版了大量相關書籍。黨內對真理標準、異化、人道主義的討論儘管引來了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與精神污染運動的反擊,但是也在知識分子思想中種下了質疑主流意識形態的種子。然後是1986年底和1989年春的學生民主運動。儘管民主運動最後被官方鎮壓下去了,但是1980年代的確是1949年以來最開放的時代,對知識分子政治角色的扮演來說,是最有可能的時代。

1990年代,儘管民主運動已經不再可能,和上一個十年無法相比,但是在政治與社會問題上仍然有一定的批判空間。一些批判性的雜誌、先鋒派的文學作品、藝術展覽、學術論壇不斷湧現。當時出現了一些非官方雜誌,比如《學人》、《中國社會科學季刊》、《原道》、《公共論叢》、《視界》等,多由香港、美國、日本等地的私人基金會贊助或者入股。當時也有一些半官方雜誌,比如《戰略與管理》、《東方》、《讀書》、《天涯》、《書屋》等。中央電視台推出了一些很有份量的節目如《焦點訪談》、《東方時空》、《實話實說》、《今日說法》、《新聞調查》等。儘管還有一些討論禁區,比如台灣、新疆、西藏的獨立問題,法輪功問題等等,但是在其他問題上還是有一些討論空間。互聯網出現後,各種論壇湧現,儘管新聞審查也接踵而至。[3]

2000年代與1990年代相比,言論空間已經有所減少,但是俞可平的《民主是個好東西》(2006)仍然能夠出版;劉曉波還能夠組織《08憲章》的撰寫與簽名活動,儘管他為此坐牢至死;艾未未還可以不畏風險、不怕打壓舉辦藝術展覽,對2008年的汶川地震進行調查,追蹤楊佳案件,聲援維權人士等等;《南方週末》於2004年推出了50個公共知識分子的名單,儘管這些人很快就遭到了黨媒的批判;互聯網進一步成為人們發表言論的平臺;左翼和右翼知識分子在中國往何處去的問題上還是有些交集。[4]

但是到了2010年代,尤其是習近平在2012年底上臺以後,所有這些甚至在1990和2000年代都還可以舉行的活動卻變得越來越不可能。2013年中央出臺了「七不講」,即以下這些問題都不能出現在媒體上或者課堂上,都不可以再討論:普世價值、新聞自由、公民社會、公民權利、中國共產黨的歷史錯誤、權貴資產階級、司法獨立。原來比較敢言、經常登載批判型知識分子言論的南方報業集團屬下的《南方週末》等報紙,在高壓下變成和其他報紙沒有太多區別的黨媒。《共識網》在2016年被關閉,《炎黃春秋》雜誌2016年被政府派人接管,《領導者》雜誌2016年第70期之後被迫停刊。

人們發現很多在2000年代能說的話,到2010年代都變成了禁忌語。網絡被24小時監控,任何犯禁的內容都會被很快刪除,屢次犯禁的網民會被關掉賬號。大學的課堂上裝了攝像頭,班裡設立了大學生資訊員,隨時舉報違禁教授。2014年中央民族大學的教授伊力哈木.土赫提因為「分裂國家」罪被判處無期徒刑。另外一些教授則被開除,包括北京師大史傑鵬(2017)、山東建築大學鄧相超(2017)、重慶師範大學譚松(2017)、貴州大學楊紹正(2018)、河北工程大學王剛(2018)、廈門大學尤盛東(2108)、清華大學許章潤(2020)等等。[5]

顯然,2010年代至今是改革開放後40多年來輿論環境最壓抑的時代。為了生計,中國的知識分子們需要像近百年前的知識分子們那樣「消極避世」,他們討論美國政治的熱情超過討論本國政治的熱情也就是可以理解的了。

不過上面這些描述並不能涵蓋多數知識分子的主要政治角色。只有扮演批判性角色的知識分子才會遇到上面這些問題。更多的知識分子在扮演有機或者專業的角色。這正是我們下面要討論的問題。

從歷史與比較的角度看知識分子三種不同的政治角色

我在前引《十字路口的知識分子》一書中,分析了知識分子的三種政治角色。對知識分子的定義,由於時間與地點的不同會有不同,但是我們通常指受過一定的教育、有一定的文化知識、從事某種專業工作的人。因為他們都是有一定專業的人,所以他們都在扮演專業的角色。

但是我們可以把那些專注於自己的專業工作,而很少關注平民生活、公共福利、社會運動的人稱為典型的專業知識分子,或者說他們在扮演了典型的專業知識分子的角色。他們強調工具性的效果和專家認可。他們追求政治上的不偏不倚,或者對政治漠不關心,就像社會學家古爾德那所說,他們只對技術難題著迷。他們不依附於任何階級或者運動。他們「為藝術而藝術」、「為學術而學術」。他們是現代意義上的科技知識分子。[6] 這種專業精神,需要建立在政治中性與客觀的立場上。如果他是一個大學教授,那麼如韋伯所說,

一位能夠給學生以啟發的老師,其主要任務就是要教他的學生看到那些對於自己的觀點來講是「不方便的」的事實。我這裡指的是他們的黨派觀點。對於每一個政黨的每一種觀點來說,總有些極其不方便的事實【會證明這些觀點的不完善或不正確】,這對我對你都一樣。我相信如果一個老師能夠迫使他的學生經常意識到這些事實的存在,那他完成的就不僅僅是一個教學任務。我用「道德成就」這個詞語來描述還遠遠不夠,儘管對這個不言而喻的事情來說,這個詞已經顯得過於宏大了。

從我們分析的意義上來講,這種所謂對政治的不關心或者持中立的態度,也是一種政治態度,所以他們扮演的也是一種政治角色。

與此同時,知識份子還可以扮演有機的或者批判的角色。葛蘭西認為有機知識分子是那些為新資產階級的各項具體活動服務的專家。他們是「統治集團的代言人,他們履行著具體的社會控制與政治管理的職能」。[7] 他們是統治集團的吹鼓手、組織者和管理者。曼海姆認為他們也可以為無產階級提供同樣的服務。正如約瑟夫.熊彼特所說的,他們為一個黨或者這個黨所代表的社會運動寫宣傳單、發言稿,當秘書、顧問等等。[8] 所以我們可以把所有那些用自己的專業為政府、商業利益或者社會運動服務的專家都看作是在扮演一種典型的有機角色。中國的民主運動也是一個社會運動,也有自己的有機知識分子。

而典型的批判型知識分子則是在扮演曼海姆所說的「墨墨黑夜中的守更人」的角色,即中國人常說的社會良心。他們批判權力階層,同情處在權力對立面的階級或者說是弱勢群體。科賽說他們是「權力的批判者」。這也是社會批判的角色。[9] 那些革命知識分子們在參加革命之前都是批判型知識分子。但是參加革命之後,他們就變成了一個運動的有機知識分子了,因為他們參加了一個運動。那些參加了民主運動的人,在明確地為民主運動服務之前,他們也是批判型知識分子。

這個關於知識分子政治角色的分類是理想型的分類。換句話說,在實際生活中,人們扮演的角色是重疊的,所以我們很難簡單定義誰是「純」的批判型或者有機型知識分子,儘管一個人在某個時期、某件事情上的主要角色還是可以分辨出來的。這個問題我們下面會具體分析。那麼在最近這十多年來,中國知識分子在如何扮演這些角色呢?下面我想舉一些例子來說明。

當代知識分子三種不同政治角色的舉例

我這裡所舉的例子,主要來自我們對中國中部一所大學的調查與研究,但是會輔之以其他來源的資訊。這些我會在腳註中註明。首先是專業角色。

知識分子的專業角色

如上所述,這個角色是所有知識分子都在扮演的角色,不過對大部分知識分子而言,這是他們的主要角色,對自然科學的知識分子來說,尤其如此。數學、物理、化學的教學與研究很少牽涉政治,所以他們感到自己有充分的學術自由,沒有感到有政治審查的壓力。學校領導也會鼓勵他們去研究領域內的尖端問題。[10]

對於扮演專業角色的人文和社科的知識分子來說,他們研究和討論的是以前時代的政治、經濟、文化等問題,以及其他國家的問題,就像林語堂對《申報》辦報原則的總結所說。即使是討論中國的制度問題,他們也只討論行政改革,而不是政治體制改革。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承辦的一級學術期刊《社會學研究》2020年第三期的目錄,大概可以說明這個問題(這是我在寫作本文時網上可以查到的最新一期):[11]

自食其力與合群互助:蔡元培「勞工神聖」思想釋義

技術升級勞動降級?——基於三家「機器換人」工廠的社會學考察

「請客不收禮」:道義關係調適與農村宴請新現象研究

貴貨不積:以《老子》解讀庫拉

社會預測:基於機器學習的研究新範式

歷史社會學能化解學科之爭嗎?——基於西方學術史的結構主題模型分析

社會邊緣化的「心理—結構」路徑——基於當代中國失獨人群的經驗研究

政策性地位、區別化治理與區別化應責——基於一個移民安置聚集區的討論

房屋的譜系——對紮壩社會組織的人類學研究

把政治文化帶回來——文化社會學的啟示

他們不違反「七不講」,與當代政治體制的問題無涉。即使是研究「社會組織」(學者們現在已經不用「公民社會」這個詞了),也是用人類學的角度,而不是用批判社會學的角度(上面第9篇文章)。即使是研究「政治文化」,也主要是外國的和中國古代和近代的政治文化,而不是當代的問題(上面第10篇文章)。我們對那所中部大學的五個系(歷史、經濟和商業管理、哲學和社會學、政治與公共行政,以及法學)的教授的研究作了一個大概的統計,發現55.7%的研究都可以歸入類似所謂專業性的研究。[12]

和科技知識分子一樣,他們在扮演著專業知識分子的角色。這是絕大部分的人文與社科的知識分子都在扮演著的角色。這是他們的主要角色。

知識分子的有機角色

如前所述,典型的有機知識分子是政府的智囊、代言人、宣傳家。最明顯的例子莫過於那些宣傳中國模式優於美國模式的胡鞍鋼、林毅夫、潘維、張維為、金燦榮、金一男等知識分子。中國社會科學院前副院長李慎明寫文章論證西方民主不是普世的,不能批評黨和毛澤東的錯誤。人民大學的教授楊曉青認為中國必須實現社會主義的民主而不是資產階級的憲政。胡鞍鋼說人民社會優於公民社會。這些是比較有名的有機知識分子的例子。

正如韋伯所說,他們是吃誰的麵包就吹誰的調子。[13] 我們研究的那所大學的宗旨唱明要培養有堅定信仰的社會主義接班人,以推進社會主義經濟為傲,以作為國家與政府的智庫為傲。一位教授說他們的職責之一就是要弘揚黨和國家的意識形態,作國家意識形態的吹鼓手,弘揚「正能量」,防止社會矛盾,維持社會穩定。在教學和研究中不要碰觸敏感問題,否則會有後果。家裡有老人有小孩,自己「真的傷不起」。[14]

的確,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在2018年頒發的〈新時代高校教師職業行為十項準則〉第一條便明確規定,教師必須

堅定政治方向。堅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擁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貫徹黨的教育方針;不得在教育教學活動中及其他場合有損害黨中央權威、違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言行。

如此一來,如果一個知識分子沒有在政治上忠於中國共產黨,如果不是一個黨的有機知識分子,那麼他或者她就沒有辦法在高校生存下去了。最近清華大學的許章潤教授被開除所依據的就是這個文件。

在我們研究的那所中部大學五個系2014年放在網上的研究課題中,192個是國家課題,52個是教育部課題,183個是該省黨和政府的課題。相當一部分研究內容是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中國夢、習近平重要系列講話,以及一些歷史、文化和環境研究,或者各種政治、社會和經濟問題研究。這些研究都是以為黨和國家服務為宗旨。我們對這所大學的研究發現,這五個系教授們33.7%的課題是類似這樣的有機性的研究。[15] 其中我們看不到有對公民社會、有爭議的歷史問題、當代新疆和西藏問題、憲政主義的研究。他們可以研究協商民主,但不能研究選舉民主。可以研究行政改革,但不能研究政治改革。可以研究如何培訓少數民族專業人員,不能研究當代少數民族和漢族的衝突。

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主辦的雜誌《政治學研究》的宗旨就是

力圖推動學界深入探討政治學理論基本問題,深入研究西方政治思想和中國古代政治思想,深入研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進程中的新情況新問題,深入研究當代中國政治發展的新實踐;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話語體系的建構,推動中國特色政治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的發展和完善,推動政治學人提升服務國家和社會的能力。[16]

建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話語體系以服務國家和政府顯然是其最重要的任務。當然還要注意「七不講」。這就是有機型知識分子的責任。

一位教授說由於人們不能按照自己的興趣做研究,結果生產出來的就是一大堆「學術垃圾」。這或許是有機性研究的隱性功能,也或許是顯性功能。莫頓可能會說讓知識分子們忙於這些沒有多少實際意義的事情,會讓他們沒有辦法扮演更專業與批判的角色。另一位教授也說,國家或許真的就對這些研究沒有興趣。它的本意就是給你點錢做他們給你限定了範圍的研究,以免你胡說八道。久而久之,老師們便注重於追求生活上的殷實,而不是專業上的建樹。人們變成了機器上的一顆螺絲釘,失去了獨立思想、自由精神、創造性,也失去了自尊。[17]

在社會媒體上,他們也會配合黨國的要求,在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網等官方媒體上宣傳黨的方針、政策、社會主義價值觀、學雷鋒等等。[18]

如前所述,專業知識分子所謂的不涉政治本身就是政治,客觀上是對主流意識形態和政府的無聲的支持。有機知識分子們的支持則是有聲的支持。這些是大部分知識分子在大部分時間所扮演的主要角色。也就是說,他們在其他時間是有可能扮演批判的角色的。而批判型知識分子除了扮演專業與批判的角色之外,也不排除扮演有機的角色,儘管有機角色並不是他們的主要角色。這個角色的重疊正是我們後面一節要討論的問題。

知識分子的批判角色

我們在知識分子角色的政治與社會背景一節中已經提到了一些被開除的大學教授。他們之所以被開除就是不願意擔任有機於黨國的角色。比如伊利哈木.土赫提就是因為宣傳新疆的高度自治,而不是像現在這樣對少數民族的管制,而被判無期徒刑的。還有一些教授是自動離職,比如原來在清華大學任職的陳丹青、西北政法大學的諶洪果;有些教授是被迫離職如原華東政法的張雪忠;還有的人堅守崗位,但是仍然在扮演批判的角色,並以他們的批判性著名,比如北京大學的賀衛方、張維迎、張千帆,清華大學的秦暉、孫立平、郭于華等。他們會批判現行政治與經濟制度、呼籲法律公平、不迴避共產黨在歷史上的錯誤、關注弱勢群體,比如少數民族或者農民工等等。他們在扮演社會良心的角色。

在我們研究的那所大學裡,有兩位比較有批判精神的教授。一位教授說他特別注重對學生的獨立思考能力與批判精神的培養。他也不迴避在傳媒上從批判的角度討論黨和政府的關係。另外一位教授則堅決反對在教學和研究中的黨八股、假話、套話,堅持理論要和實踐結合,堅持講真話、講實話,講能夠經得起歷史考驗的話。他要學生批判性地閱讀教科書,不迴避敏感問題、重要問題。他堅持使用公民社會這個詞,認為如果不相信普世價值,就是不相信馬克思主義。他呼籲黨國要實行憲政主義,認為憲法並沒有將國家權力給了執政黨。他在自媒體上發表了100多篇關於民主的文章,並自費出版了一本討論民主化的書籍。[19]

由於前面所講的政治與社會環境,典型的、以批判為其主要特點的批判型知識分子是極少數。但是由於知識分子政治角色的重疊,專業型和有機型的知識分子其實也都有可能在不同程度上扮演批判的角色。如此看來,多數知識分子都有扮演批判角色的可能。這是我們下面討論的問題。

知識分子政治角色的重疊

我們在前面說過,知識分子所扮演的政治角色的往往是重疊的,儘管我們可以說每一個人在某一個時期、某一個問題上,或者說一般來講主要在扮演一個怎樣的角色。比如齊慕實所研究的革命知識分子鄧拓,一生都在扮演著有機於革命、有機於共產黨政權的角色。[20]但是同時他也是一個對中國文化有極深造詣的專業知識分子。他在和幾個同仁寫《燕山夜話》時卻也扮演了批判型知識分子的角色。不過有機角色是他的主要角色。下面我們看知識分子角色的這種重疊性。

專業和有機型知識分子也可以有批判性

對上面所講的自然科學的、以專業角色為主要導向的知識分子來說,他們的專業角色儘管通常與政治無涉(可能製造武器的工程師們是個例外—─比如製造原子彈就是服務於國家政治的),但是他們在教學當中,也需要培養有獨立思考能力的人,否則無法進行科學創新。他們需要教學生有問題意識,發現問題、解決問題。

以專業角色或者是有機角色為主要導向的人文與社科知識分子也可能使用一些迂迴的方法,在課堂上增加一些批判的成分。比如他們儘管被要求使用全國統一課本,但是他們可以增加一些閱讀材料,提供一些不同的觀點,讓學生自己去思考。[21] 他們也可以告訴學生說課堂上討論的有爭議的話題不應該傳到課堂之外。[22]當然這一點現在在資訊員密佈的高校很難做到。

一位教授說,對敏感問題,老師們總是可以找到一個視角來處理。比如你教學與研究要討論民權問題,你可以討論農民工問題,討論維權。如果你在講中共十八大的三個公平(權利、機會與規則的公平),你總是可以給出很多例子。你不是在顛覆政府,而是在幫國家解決問題。在意識形態所允許的範圍內還是有很多東西可以講。另一位教授說你可以把不同的觀點都擺在桌面上,讓學生自己去思考。也有人說你沒有必要和制度叫板,只要能夠促進學生去思考,就很好了。[23]

就是我們所研究的那些有機性比較強的大學教授,也可能表現出來一定的批判性。比如一位教授就談到他如何支持中國夢,支持中國的外交政策。他在察哈爾學會網上寫文倡導黨對NGO的控制,不能讓它們宣傳西方價值觀,危害黨國的安全。但是與此同時,他也宣傳NGO的重要性。總之,不能說有機知識分子就一定沒有任何批判性。

這也是我們所引用的Erika Evasdottir關於「順從性的自主」(obedient autonomy)的概念。人們的行為總是會受到各種社會規則、上下級關係、各種社會與政治結構、各種程式化的概念、各種例行行為方式的制約,所以人們總是需要服從。這也是涂爾幹所講的,人們需要用同一種語言來交流,需要使用某種貨幣來交易。這些都是社會與文化的制約,人們很難逃避。但是,與此同時人們也在重新闡釋這些制約,並在其中找到一些不同的機會。換句話說,這些制約看起來是死板的、不變的,但是實際上它們是靈活的、在某種程度上可變的,富有某種靈活性與個體性的特點。這就為生活在其中的人們創造了一些改變甚至突破制約的機會。但是這種突破並沒有將原來的制度全面摧毀。人們是在努力維持基本現狀的情況下尋求一種可控的改革。這就是「順從性的自主」的含義。[24]

從這個意義上講,這些專業型和有機型的知識分子有時候也會在「順從性自主」的條件下,扮演著批判的角色。不過這並不是他們的主要角色,也不是他們的典型角色。在思想意識形態管控日趨嚴厲的情況下,恐怕更多的人會照本宣科。那樣的話,他們就變成了純粹的有機知識分子了,儘管在條件許可的情況下,他們還是可以表達一些批判性。

批判型知識分子也可以有有機性

批判型知識分子也不排除扮演有機的角色,儘管這種重疊的機會並不多見。比如活躍在1980年代的陳子明,就說他們不尋求和政府的對抗,但是他們尋求在獨立的基礎上和政府的合作。藝術家艾未未以批判著名,但是有時候也會說政府的好話。被稱為最有影響力的新聞工作者胡舒立,領導自己的團隊完成了不少深度報導,在批判的同時也配合政府的反腐運動。[25]

我們在上面提到的那兩位有批判精神的教授,也都認為自己在扮演專業和批判的角色的同時,也在扮演有機的角色。其中一位認為他才是真正的愛黨,真正的忠於黨的事業。另外一位教授則很樂意為政府建言獻策。[26] 當然這種和權力的合作會有倫理上的緊張關係,這正是我們下面要討論的問題。

知識分子政治角色的意識形態基礎與倫理,矛盾與困境

我們上面的討論為知識分子的政治角色描繪了一個比較複雜的情景。儘管他們的主要色調可能是專業、有機或者批判,但是這並不妨礙他們同時扮演兩種或三種角色,或者在不同的地方或者時間扮演不同的角色。所以我們不應該程式化地看待知識分子,要麼是只為君王唱讚歌、沒有任何批判精神的有機角色,要麼是總在批評政府、在任何時候都不願意與政府合作的批判角色。在歷史上,很多參加了農民起義或者共產主義革命的知識分子之前都是批判型、反政府的知識分子。但是參加起義或者革命之後,他們又變成了這個革命運動的有機知識分子。但是一旦在官場失勢,如果可能的話,他們要麼變成純專業知識分子,比如到大學教書,或者像當年的方勵之、劉賓雁那樣變成比較典型的批判型知識分子。當然這種情況在集權時代完全不可能,在威權時代也只是有些可能而已。所以知識分子們不光同時可以扮幾種角色,他們的角色在不同的時間不同的問題上也是可以轉換的。實際情況很複雜。我們在這一節對知識分子政治角色的意識形態基礎與倫理困境的討論,能夠讓我們看到更深層次的原因。

知識分子政治角色的意識形態基礎與倫理

希爾斯對知識分子的意識形態傾向有比較詳盡的描述。其中之一便是對權威與傳統的質疑。而這一質疑又是建立在科學主義、浪漫主義、革命傳統與基督教的啟示、平民主義和反智論之上的。[27] 科學主義要求對每一件事情加以檢驗,然後再決定取捨。浪漫主義則強調創造性和自發性,這便和科學主義有所矛盾。革命的傳統和啟示錄的傳統認為現在這個充滿邪惡與腐敗的世界必將在某一天被一個純潔與美好的世界所代替。平民主義相信普通人的創造性以及高尚品德的價值。反智傳統認為過多的智力分析會破壞社會秩序。

知識分子的專業角色是建立在科學主義基礎之上的。他們的批判角色則是建立在浪漫主義、革命傳統、啟示錄、平民主義,甚至反智論基礎之上。但是這些意識形態傾向又都表達了對權威和傳統的質疑。這也可以用來解釋為什麼專業角色也需要批判精神,甚至有機角色也不排除一定的批判性,像鄧拓那樣。

那麼他們的有機角色又是建立在什麼基礎之上呢?我想用兩個倫理來探討有機角色和批判角色的倫理基礎,即現實主義倫理和道德主義倫理。[28] 現實主義倫理是說政治家們願意用在道德上含糊的做法甚至是危險的做法,去達到倫理上好的目的。比如共產主義知識分子用暴力的手段消滅了對手,以便建立一個理想的、沒有階級的公平世界。這是有機性知識分子的倫理,為達目的,不擇手段。而堅持道德倫理的政治家們則堅守著一套不容妥協的、終極的、絕對的價值觀,於是他們不會使用在道德上有疑問的手段,比如暴力。他們需要保證自己的正直不受到無論是手段還是目的的傷害。只要讓反抗社會不公的火焰燃燒不息,他們的責任就盡到了。這是批判型知識分子的倫理。

美國19世紀30年代的廢奴主義者們最早發起的就是一場道德運動,後來才轉化為政治運動。他們當時不考慮如何解放奴隸,也不清楚奴隸解放之後何去何從。19世紀末20世紀初法國那些德雷福斯的辯護者們也是在捍衛自己的一套理念。中國東漢末年的「黨錮」案、明朝末年的東林書院、民國時期的聞一多、潘光旦、費孝通、張奚若、吳晗、張君勱、儲安平等等所實踐的也都是不計後果的道德運動,他們都在扮演著批判型知識分子的角色。[29]這也包括不少當代的知識分子比如劉曉波、許章潤、許志永、伊利哈木.土赫提(要求加強民族自治而被判刑)、札西文色(要求加強藏語教學而被判刑)以及那些不畏犧牲、前仆後繼的維權律師們所奉行的道德倫理。

最近去世的美國國會議員John Lewis在年輕時就為了爭取黑人的投票權、為了反對種族隔離而被捕40餘次,被打傷無數次,幾乎被打死。後來成為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的Thurgood Marshall就認為這些抗議運動的人士應該追求循序漸進的改革,以避免更多的犧牲。但是Lewis他們卻堅持認為美國政治對黑人的欺壓與迫害是一個迫不及待需要解決的問題 ,不是一個靠漫長的法律程程序與為數極少的幾個律師就能夠解決。他們相信非暴力,希望用自己的鮮血(自己所承受的非暴力的代價)來喚醒美國人的良知。[30] 這和上面那些中國批判型知識分子的思路是一樣的。他們奉行的是道德主義的倫理。

至於和權力妥協,尋求在體制內運作並影響政治與社會的變革,像Thurgood Marshall那樣,則是有機知識分子的現實主義倫理。正如曾國藩所說,「天下事在局外吶喊議論,總是無益。必須躬身入局,挺膺負責,方有成事之可冀」。[31]也即為了一個好的目的,可以採取一些倫理上或許有問題的手段。比如「躬身入局」的「躬」字,也有彎下身子的意思,便是說可能需要犧牲一下自己的尊嚴,這在倫理上是有問題的。香港2019年的勇武派,使用了一些暴力,這在倫理上講,也是有問題的。但這是一個社會運動的有機角色的特點,為了一個好的目的,可以採用有問題的手段。而「挺膺負責」則正是現實主義倫理的彰顯,這也是一種責任。

中國歷史上和權力妥協並尋求在內部變革的有機型知識分子就更多了。其中金代的漢族文人趙秉文(1159-1232)和明末清初的洪承疇(1593-1665)就很能說明問題。[32] 他們都採用了在倫理上有問題的方法來達到他們認為是倫理上好的目的。趙秉文說如果你想減少壞人對社會造成的傷害,你首先必須和這些壞人合作。那是合乎道義的。洪承疇認為自己棄明降清是展現了一種更高層次的、對中國、對中國文化及其人民的忠誠。皇太極學習漢語、保存了漢族的政治與經濟制度就和他的勸說有關。對戰後百姓的安撫、啟用前明官吏為清朝服務,也是他的主張。這些對保護中國文化的完整與延續是起了很大作用的。[33]

知識分子的這些意識形態傾向和倫理充滿了矛盾,於是也導致了他們的倫理困境。這是我們要討論的下一個問題。

知識分子政治角色的倫理困境

專業知識分子可以說是在奉行道德主義的倫理,即為了自己的專業操守,盡量不和權力發生關係。陳寅恪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初期,拒絕了到北京擔任中國科學院三大歷史研究所其中一個所的負責人,除非他的所可以不學習馬克思主義。當然,由於要和政治切割,他也就失去了一個在更高的平臺上施展能力的機會。[34] 當代中國那些專業型知識分子,像韋伯說的那樣,無法品嚐到政治給人的內心的愉悅、一種權力操之在我的感覺、一種可以親手推動歷史車輪前進的成就感。[35]這是專業型知識分子的倫理困境。

但是打入權力圈子、成為有機性知識分子之後,又如何呢?在中國革命歷史上,那些參加了革命然後又被革命所吞噬的知識分子已經數不勝數了。鄧拓、吳晗、廖沫沙僅僅是象徵性的代表而已。鄧拓無法解決自己的有機角色和專業角色與批判角色之間的矛盾,最後自殺了。他曾經說自己無法完成的寫作計劃就像一個磨盤一樣掛在自己的脖子上。[36] 其實毛澤東的秘書田家英、蔣介石的秘書陳布雷又何嘗不是如此呢?他們的脖子可能掛的是三個磨盤(專業、有機和批判角色的磨盤)。反觀今日,我相信類似胡鞍鋼、林毅夫那樣的知識分子,甚至在最高權力中心的王滬寧也一定有自己想影響變革卻又受到種種制約的困惑,也即在有機、專業與批判之間徘徊、飽受其折磨卻不願意或無法擺脫的困惑。《環球時報》的主編胡錫進不也在抱怨國家沒有完全開放互聯網嗎?[37]

批判型知識分子的困境就更加明顯了。多少人多少年來都在前仆後繼地為中國的民主化而犧牲,但是中國的民主化還是遙遙無期。正如喬姆斯基所說,批判型知識分子盡可以「揭露政府的謊言、分析事件發生發展的過程、當事人的動機,而且經常是隱藏著的動機」。[38] 但是那又怎樣呢?如前所述,他們的批評要麼很快就會被遮罩,被消音,要麼會導致嚴重的後果,身家性命都會被威脅。正如資中筠所說,「國情如此、人情如此,身邊事無能為力」。

當然也有像許章潤這樣的知識分子,「吾人一日不死,便一日呼喚。此為言責,也是天命。活下去,承受苦難,在暗夜鑿火,迎接黎明……」。如魯迅所言,中國人向來不缺乏為民請命、捨身求法之人。像許章潤這樣的知識分子是批判型知識分子的標竿,是極少數人。不過多多少少在扮演批判性角色的知識分子還是無以計數的,儘管他們同時或許也在扮演其他角色,這些其他角色是他們的主要角色。但是所有批判性的知識分子都有一種強烈的無力感,一種「做」還是「不做」的倫理困境。

我們還沒有提到另一種知識份子意識形態的傾向,是可能更加致命的倫理困境,那就是古爾德那的「批判性話語文化」。畢竟,一個人的言論是否正確,並不取決於說話人的權威,而是取決於聽眾由衷的認同。但是知識分子們卻經常認為只有他們自己才瞭解事物的規則,於是他們便成了真理的衛士,並壟斷了真理。例如毛澤東就說為了使中國革命能夠成功,就必須將全國人民的思想統一在他的思想之下,「定於一尊」。這往往導致了知識分子之間相互瞧不起。

知識分子意識形態傾向的這一特點,導致了古爾德那所說的「對人的麻木,對人的情感和反應的漠然,使人和人之間失去了互信的基礎」。掌權的革命知識分子們的暴政「在批判性話語文化中找到了立足點;新的理性可能矛盾地導致新的黑暗在正午出現」。[39] 這是所有專業、有機和批判型知識分子們都要警惕的。

從中國知識分子在特朗普和美國政治上的分歧看他們的政治角色與倫理困境

現在可以回到本文開場白中所討論的問題上來了。為什麼正如資中筠所說,很多在國內問題上觀點一致的自由派知識分子會在美國問題上分道揚鑣呢?這和我們上面討論的知識分子的政治角色和倫理困境有什麼關係嗎?

中國知識分子在特朗普和美國政治問題上的分歧

如前所述,海內外中國知識分子在美國政治問題上現在被分為兩派:支持特朗普派和反對特朗普派。支持派認為特朗普在上臺之後向「政治正確」宣戰,遏制了美國的「非法」移民的侵入,阻止了美國的黑人化和伊斯蘭化,保護了美國這個文明的燈塔。[40]

高全喜認為穆斯林不可能融入歐美社會:「事實上許多異教移民根本不可能在『熔爐』中熔化,反而成為社會福利的擠佔者、社會秩序的破壞者以及文化政治秩序的敵人」。[41]叢日雲說如果不是特朗普上臺,「對多元文化主義和進步主義的趨勢予以遏制,美國真的就會走向更激烈的衝突甚至內戰」。特朗普阻止了「西方文明的自虐、自殘與慢性自殺」,「讓美國文明重振自信、重現輝煌」。為此,他希望特朗普「能幹滿八年,甚至還能讓他這一派人繼續幹一段時間」。[42] 蕭功秦也談到一個美國「白左教授」到他家,他向對方表達了未來美國黑人數量超過了白人之後怎麼辦的擔憂。[43]我在另外一篇文章裡也提到許紀霖教授在所謂「白左」問題上的曖昧,如果不是批判的話。[44]

孫立平和郭于華對特朗普本人以及他進攻所謂的「政治正確」也讚譽有加。孫立平說「伴隨著這樣一場衝擊,美國的社會和思想文化可能正在發生一場深刻的變革。而這場變革,對於美國未來的走向,甚至對整個世界格局的演變,都會有著至關重要的影響」。「這件事情非常類似於中國在改革開放初期那場衝破思想禁錮的思想解放運動」。這件事情對美國這個「整個世界文明的重要的、甚至是唯一的引導者」來說,是至關重要的事情。打破「政治正確」的「思想禁忌」「將會決定一個國家的命運,決定著未來世界的格局」。[45] 林垚在前引文章中轉述郭于華批判自由派知識分子說,「西左中左都一口咬定川普是流氓,其實他們造謠生事、醜化潑汙川普的話語和行為暴露了他們才是真流氓!」

美國國內的反對員警暴力和種族主義的運動,在很多海內外中國知識分子眼裡,是在搞「文革」,並且發出了一片撻伐之聲。何清漣說,「用Defund Police將各州員警手腳捆住之後,各種毀壞美國歷史文物尤其是建國及南北戰爭時期雕像的暴行在美國大行其道」。「美國文革本輪『破四舊』,目地是為了重構美國歷史,將殖民主義歷史改寫為以黑人為主的歷史敘事」。她說「趁著黑命貴運動掀起的政治正確新浪潮,美國文革瘋鬧進入高潮」。[46]他們和特朗普一起,堅決反對這次運動。

中國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研究員梅新育說,美國目前這場運動是「對美國、乃至整個西方文明和國家認同的攻擊,對文明、進步和基本道義的攻擊」,是「震撼當前國際社會的重大事件」。[47]我們在開場白中也提到了隋牧青律師和郭于華教授對美國反對員警暴力與種族歧視運動的類似的激烈的、負面的反應。

上述支持川普批判美國目前這場社會運動的人也遭到了其他一些知識分子的反駁。同為自由派、身在瑞典的茉莉兩年前就反駁了孫立平關於特朗普代表了基督教價值觀的看法。孫立平說,「不要忘了他現在是一種以宗教為基礎的價值觀的承載者。在特朗普的身上,以宗教為基礎的價值觀因素遠在政治意識形態之上」。但是茉莉卻說,「特朗普是上帝所厭惡的人。例如《箴言》所說耶和華所憎惡的七樣,其中有『高傲的眼,撒謊的舌』很適合特朗普。真正的基督徒必然以特朗普為恥。布希總統父子說:特朗普代表他們所憎惡的一切。現任天主教教宗也說特朗普缺乏基督精神」。[48]

身在國內的資中筠和張千帆也都撰文討論了對特朗普以及美國這場社會運動的看法。資中筠撰文批評特朗普上臺之後一直沒有走出競選專題,對前幾任政府的成績都一概否認,容不下任何批評意見,在抗疫過程中表現進退失據。[49]張千帆說「中國人也很關心佛洛德事件,其中有官宣的不懷好意、幸災樂禍,也有民間的種族歧視情緒」。「可悲的是,不少對中國體制持批判態度的自由派也是種族主義者」。[50] 這和身在美國的林垚和身在英國的張晨晨的批評是一樣的。他(她)們都認為對特朗普的支持與對美國這場社會運動的批判都有種族主義和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影響。[51]

在美國問題上中國知識分子的政治角色與倫理困境

知識分子的專業角色及其倫理困境

我們首先來看知識分子的專業角色及其倫理困境。我們在前面討論知識分子角色時談到,知識分子首要的特點是其專業性,沒有了專業性,也就沒有了知識分子。另外我們還談到知識分子的專業性是建立在科學主義的意識形態基礎上的。科學性要求知識分子站在客觀的立場上來研究問題、認識問題。用事實來說話,用邏輯來推理。那麼在特朗普問題上和美國政治問題上,知識分子的專業性會要求他們做什麼、不做什麼呢?

在對特朗普的認識上,我們在上面已經引用了資中筠對他的評價。我在另外一篇文章裡也總結了特朗普在抗疫問題上領導力的問題。一共有八點:1.無視事實、言過其實;2.鄙視科學、不負責任;3.任人唯親,將和自己意見不同的人解僱掉,只留下聽話的官員;4.唯我獨尊,輕視或者沒有能力與其他國家合作,在政府各部門之間以及聯邦與各州之間的合作問題上,也是唯我獨尊;5.大疫當前,政治掛帥;6.轉移視線、推卸責任;7.文過飾非;8.缺乏同情心、人性。[52]所有這些評價都是有事實根據的,但是在郭于華等擁護特朗普的人看來,或許都是對特朗普的汙名化。在這裡,講事實、講邏輯,不是知識分子專業精神所要求的嗎?

下面再舉幾個例子。劉軍寧在2020年7月7日的微信了轉發了代表美國民主黨和共和黨的13條立場對比:多元化種族配額/教育權利平等;大麻合法化/反對大麻合法化;支持墮胎/反對墮胎;社會主義/資本主義;無信念信仰/信念信仰;大政府主義/小政府主張;同性婚姻/男女結合婚姻;全面禁槍/反對禁槍;增稅/減稅;接受非法移民/接受合法移民;隨意冒名投票/有ID才可投票;完全開放邊境/加強邊境執法;奧巴馬醫保/反對奧巴馬醫保。前者代表民主黨,後者代表共和黨。他問,如果你在美國參加大選,你投哪一邊?

但是幾乎所有這些對民主黨立場的描述,除了奧巴馬醫保之外,其他都不符合事實。比如持社會主義觀點的人,在民主黨內不是主流,所以拜登才在初選中勝出。而且桑德斯的那個社會主義是民主社會主義,或者社會民主主義,和中國的社會主義風馬牛不相及。民主黨的所謂禁槍是指大型攻擊性武器,即軍事上那種大型殺傷性武器。也沒有人會傻到主張冒名投票。顯然劉軍寧對民主黨的描述完全不顧事實,是共和黨的宣傳手段而已。這已經不是一個知識分子的專業角色而是有機於共和黨的角色了。

此外,任何一個嚴肅的學者都不會否認,員警暴力和種族歧視仍然是美國非常嚴重的問題問題。資中筠、張千帆、林垚等人都在自己的文章裡詳細闡述了美國員警暴力或者種族歧視的歷史。[53]這些都是負責任的、建立在研究基礎上的、客觀的事實。但是還是有很多知識分子卻置這些事實於不顧,反而在批判這場反對員警暴力、反對種族歧視的運動是對西方文明的挑戰。廖亦武便在6月23日的一篇轉發的推文裡批判滕彪(另外一位流浪海外的民運人士,在紐約的一所大學兼職,在國內時是維權律師)說,

你對黑人歷史一無所知,你對現狀也胡說八道。【黑人】都他媽的當大爺【被】供起來了,有歧視奧巴馬怎麼當總統了?那麼多黑人怎麼當議員、法官、內閣部長、將軍……?那麼多半文盲黑人怎麼進藤校了?還歧視呢!」

但是這些話,無論是事實還是邏輯,都經不起考驗。這無疑又是對知識分子專業性的一大質疑。

我們在前面引述了何清漣的評論。她說「用Defund Police將各州員警手腳捆住之後,各種毀壞美國歷史文物尤其是建國及南北戰爭時期雕像的暴行在美國大行其道」。其實Defund Police只是一個口號,還沒有實施,所以不可能是先捆住員警手腳,然後毀壞文物。她說的「美國文革本輪『破四舊』,目地是為了重構美國歷史,將殖民主義歷史改寫為以黑人為主的歷史敘事」。這也是沒有任何根據的判斷,也是根本不可能發生的事情。

我在那篇關於特朗普化知識分子的文章中也指出,即使是支持現在的社會運動、批判特朗普的知識分子,也需要遵守專業原則的問題。我說資先生對民主黨和共和黨、左派和右派各打五十大板也失之公允。她批評民主黨「反對現政府」,但是她沒有說哪裡反錯了。況且在野黨就是要和執政黨叫板的呀。人們針對的是員警暴力和種族歧視,這不僅是佛洛德一個人的問題,不是「把罪犯樹成英雄」的問題,也不是黨派問題,人們對員警暴力的反感是跨黨派、跨族群的。根據一個調查,在6月份的一個週末,紐約參加遊行的人61%是白人,華盛頓則是65%,洛杉磯是53%。在另外一個全國性的調查中,71%的白人認為種族主義和種族歧視是美國的一個大問題。[54] 資先生批評說人們藉此「煽起對現政府,特別是要競選連任的總統不滿」則未免與事實不符。

還有一個事實問題。張千帆教授所說的「下跪」並不是中文意義上的「雙膝下跪」,不是認罪或者祈求什麼東西,而是「單膝跪地」,表示對員警暴力和種族主義的抗議,尤其是在運動場上唱國歌的時候這樣做。這是一個極端嚴肅的、之前被特朗普批判為不愛國、會有嚴重後果的、一位橄欖球明星卡佩尼克為此丟掉了自己的工作的行為,不是一個一般意義上的「行為藝術」。

可見在美國問題上,或者在中國問題上,無論是支持特朗普派還是反對特朗普派,無論是什麼政治立場,都需要堅守專業主義的原則,擺事實、講邏輯。專業性知識分子角色的倫理困境,這時已經不是我們在前面討論的,尷尬地站在人行道上觀看歷史車輪的前進而自己卻無能為力的問題了,而是還要不要自己賴以生存的科學主義的問題了。沒有了科學主義,沒有了對事實的追尋,沒有了邏輯的推理,那麼知識分子就放棄了自己的專業角色,放棄了自己的立業之本。這才是最危險的。失掉自己的立業之本,失去社會的信任,也就失去了自己的人格。這是專業知識分子角色所面臨的一個最大的倫理困境。

知識分子的有機角色及其倫理困境

但是為什麼有的知識分子仍然置事實於不顧,一味地堅持漠視美國員警暴力、種族主義的事實,仍然力挺特朗普,反對現在的社會運動呢?廖亦武的下面幾段話可以幫助我們認識這個問題。他在6月18日貼在臉書上的一篇文章裡說,

支持川普打中的人,誰不知道川普有鬼,不見得可靠。誰不知道他那張嘴,賤到管不住。誰不知道,他為了勝選,無所不用其極呢?我們從來就只認為川普是打中的好工具,不是把他當雷根一樣的祟拜……。

反中陣營就只有川普這匹馬,只能一路押到底。

要趁現在川普、共和黨、和美國的利益,通通一致在反中的時候,打下堅固的基礎,不要再偏離了軌道。

他在6月20日貼在臉書上的一篇文章裡說,

川普政府對共軍顛覆性最強——誰對共軍顛覆性最強,我就支持誰——這跟個人好惡無關。

曹長青在他7月17日的推特文裡也說,只有特朗普「這樣強勢」才能「遏阻中共等邪惡在全球的擴張」。廖亦武和曹長青在這裡闡明的是有機知識分子的現實主義倫理,也即為了達到一個自己認為好的目的而不擇手段,為了打鬼借助鍾馗。這也正是劉瑜所說的,歐美左轉會出現拉丁美洲化的問題,所以特朗普當選即使是惡也是必要的惡。

只不過他們的有機,是有機於一個社會運動,即中國的民主運動,而不是有機於一個政權,像我們在前面討論的那樣。其實叢日雲、郭于華他(她)們這樣的自由派知識分子也應該是有機於這樣一個運動吧。

但是另外一些民族主義和國家主義的知識分子,卻是從國家政權的立場上出發來支持特朗普,反對目前美國的社會運動的。自稱為「堅定的民族主義者」、「作為一個初中便閱讀了全套線裝《史記》和《隋書》的老資格歷史愛好者」的梅新育在前引文章中說,「作為中國人,我絕不容許當前美國這種正常價值觀顛倒、文化傳統和國家認同被堂而皇之摧毀的事情發生在中國」。他「深信華夏文明的優越和深厚潛力」。類似他這樣的知識分子們醉心於「大國崛起」、文明復興,希望輸出「中國模式」,從而坐到「世界霸主」的寶位,至少和美國平起平坐。

他們怕國內異議的聲音,怕到連廣州美國總領館搞一個「黑人的命也是命」的講座,都要出動官媒批判。《環球時報》發文說美領館在「搞事情!」《觀察者網》發文說活動的組織者不懷好意,「企圖藉機挑撥中非友好關係」。另外南京大學國際關係研究院院長朱鋒對美國之音表示:「美國廣州總領事館的這個活動當然很有意思,但至少目前這種情況下,疫情下,各個國家都需要避免引起這種異議情緒上升,這是一個我們需要面對的共同警惕的任務。」[55]

反對任何異議,維持社會穩定,是他們看一切事情的出發點。所以民族主義、國家主義的知識分子支持特朗普,反對美國現在的社會運動也是一個有機於國家權力的知識分子的題中應有之義。其實依靠特朗普把美國搞亂,把美國從「世界霸主」的地位上拉下來,中國即可趁虛而入,這也是民族主義者和國家主義者們心裡的盤算。

不過中國革命的經驗告訴我們,無論是自由主義、民主主義的知識分子,還是國家主義、民族主義的知識分子,為了一個他們認為好的目的而採用了在倫理上有問題的手段時,他們就變成了有機知識分子,而且用這種手段來實現他們美好目的可能性是很小的。就如革命使用了暴力,其後果是更多的暴力。美好的社會並沒有出現,出現的是一個更邪惡的社會。

而且在與魔共舞的時候,很難防止自己也變成了魔鬼。如前所述,他們的批判性話語文化使得他們認為自己真理在握,而且只有自己的「真理」才是真理。這就導致了古爾德那所說的「對人的麻木,對人的情感和反應的漠然,使人和人之間失去了互信的基礎」,「新的理性可能矛盾地導致新的黑暗在正午出現」。

依靠特朗普幫助中國實現民主化,無異於緣木求魚。最近出版的原美國國家安全顧問博爾頓的回憶錄揭示,特朗普對中國的民主、人權,甚至公平貿易,基本沒有興趣。他所關心的主要是自己的政治利益,即下屆能否連任。滕彪說將希望寄託在特朗普身上,是所託非人,把敵人的敵人看作是自己的朋友,是幼稚的看法。[56] 美國的民主體制也是問題多多。就像好多知識分子對中國革命、對毛澤東的失望一樣,他們對特朗普最終也會失望的。而且由此引發的或許是更多的鎮壓,正如在我們在香港見到的那樣「攬炒」的結果。[57] 這是有機型知識分子的倫理困境。

知識分子的批判性角色及其倫理困境

如前所述,像郭于華、孫立平、劉瑜這樣的知識分子,在國內都是為底層老百姓的利益呼籲、對國家制度的批判都非常犀利、竭力主張民主自由的人士,是著名的自由派知識分子。廖亦武是著名的詩人,1989年民主運動的參與者,並且因此坐牢四年,最後不得不流亡海外。他出版書籍表達了對底層人物、對社會的邊緣人、對少數民族境況的同情與關注。從邏輯上講,如果一個人關心自己國家的底層人士,也會關注並同情其他國家比如美國的底層人士。但是在這些自由派知識分子身上,這個特點並不明顯。

從我們前面討論的批判型知識分子的行為與倫理上來講,他們本來是要堅持道德主義的倫理,呼籲族群平等,對不公不義進行不屈不撓的鬥爭,讓抗議不公的火焰持久燃燒的人。那麼在特朗普問題上,在美國人反對員警暴力、種族歧視的問題上不也應該是這樣嗎?如果不是的話,是否可以至少說明他們在道德倫理上陷入了一個困境?另一位批判型知識分子艾曉明也說,[58]

你一個被邊緣化的、受排斥和政治、文化壓迫的弱者,不反種族主義卻支持強權,我搞不懂這啥邏輯啊。不正是主流文化(制度性的)種族主義、白人優越、強權至上、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投射嗎?

茉莉在和孫立平商榷的一篇文章中說,[59]

人權在全世界範圍裡倒退,與特朗普上臺有很大的關係。孫教授不會不知道,特朗普上臺後撕毀了多少國際協議,破壞了多少國際規則,對貧窮國家以及移民有多少歧視與謾駡。二戰後西方建立了新的人文價值觀,例如平等人權、環境保護、反對一切形式的歧視等理念,美國前總統羅斯福所建立的戰後世界秩序,這些全都被特朗普棄之如敝履。對此,孫教授似乎視而不見。

這和他們藉以立身的自由主義、普世價值也是嚴重衝突的。正如周保松所說,

自由主義的基本理念,是每個人都是獨立自主的個體,各有自己的目標和理想,國家的首要責任,是確保每個公民享有一系列基本權利和自由,包括人身自由、言論和思想自由、集會和結社自由、參與政治的權利和擁有私產的權利等,從而容許每個人能活出自己想過的人生。[60]

儘管批判型知識分子的這個困境和站在人行道上看著歷史的車輪向前推進自己卻無能為力的困境相比不太一樣,但是畢竟也是困境,一種自相矛盾的困境,在邏輯上無法自洽的困境。如果是像茉莉說的那樣,中國的自由派陷入了極右的誤區,甚至到了接近新納粹的地步,搞中國傳統中的「強人崇拜」、大漢族主義、歧視弱勢民族、歧視女性,和美國的極右派相似,那麼問題就會變得更加嚴重。[61]

如上所述,作為有機於一個運動的知識分子有可能使他們稍微擺脫一些這個困境,但是他們於是又陷入了我們在上面所說的有機型知識分子的現實主義倫理的困境。或許陷入一個一個的困境,並且試圖從中擺脫出來,正是知識分子們尋找自己的認同、尋找發揮自己作用的過程。這是他們的宿命。

當然一個邏輯上能夠自洽的批判型知識分子,比如我們上面舉例的資中筠和張千帆,也無法避免自己在現實面前無能為力的困境。只是他們的困擾可能會稍微少一些而已。所以如何將現實主義倫理和道德倫理結合起來,既能達到好的目的,又盡量減少對不道德手段的使用,的確是一個難題,是一個真正的政治家必須做到的事情,也是知識分子們應該努力的目標。

結論:知識分子政治角色對中國未來發展的影響

中國人注定是一個多災多難的民族。從100多年前帝制結束之後軍閥混戰、抗日戰爭、國共內戰、中共的各種政治運動,不一而足。其間千百萬人喪生,生靈塗炭,哀嚎遍野。文革結束,改革開放也一波三折,從鄧胡趙到江朱、胡溫,再到今天的習近平定於一尊,似乎又要走回到毛的老路。人們經歷了希望、失望和絕望,再希望,再失望,再絕望的循環。其間知識分子扮演了各種不同的角色,專業、有機、批判等等,即使在今天,他們也還在扮演著這些角色。

這篇文章總結了知識分子們所扮演的這些政治角色,並且分析了這些角色背後的意識形態和倫理的基礎及其倫理困境。在當代中國儘管大多數知識分子都在扮演專業和有機於國家和政府的角色,但是他們還是有扮演批判角色的潛能,而且他們有時候也會扮演批判的角色,也即我在文章裡所討論的角色的重疊。這是知識分子的意識形態基礎所決定的。儘管扮演典型批判型知識分子角色的人數很少,但是也不乏其人,歷來如此。

但是無論他們扮演什麼角色,都面臨著和自己角色相關的倫理困境。他們的專業角色和批判角色或許使他們能夠站在某種道德的高地上,奉行道德主義倫理,感覺到真理在握。但是他們卻無法直接左右歷史車輪前進的方向。他們的有機角色,或許可以使他們靠近權力,或者靠近某個政治或者社會運動,影響權力的運作。但是他們畢竟不是權力的持有者。他們奉行現實主義倫理,與魔共舞,更有很多風險在裡面。況且自己使用有倫理問題的手段,很少能夠達到自己的理想目標,就像參加了中國革命的那些知識分子們所經歷的那樣。

在美國政治問題上,他們的專業角色也要求他們將自己的分析建立在事實基礎之上,他們的有機角色也要求他們注意不要在與魔共舞的時候,自己也變成了魔鬼或者被魔鬼所吞噬。他們的批判角色也要求他們堅守自由主義和普世價值的立場,防止種族主義和社會達爾文主義的陷阱。

如果扮演一個對中國民主運動的有機角色,支持特朗普對華高壓,關閉休斯頓中國駐美領館或者更多的領事館,驅逐其外交官,繼續和中國打貿易戰,冷戰,甚至熱戰,能夠促進中國的民主化,那也值得。但是「攬炒」的可能性,冷戰、熱戰導致兩敗俱傷的可能性,會更大一些。如前所述,將道德主義倫理和現實主義倫理結合起來,以最小的代價取得最大的成功,是異常艱難的事情。

不過知識分子的不同角色卻又是社會進步所不可或缺的。他們的專業角色要求他們奉行科學主義,克服偏見、追求真相、追求真理。否則便是他們的失職。他們的批判角色要求他們站在自由主義、普世價值的立場上,為社會平等、政治平等發聲,無論是中國還是外國。否則也是失職。他們的有機角色使得他們可以接近權力或者社會運動去影響變革,但是他們面臨手段和目的如何能夠和諧的困境。儘管有各種倫理困境,知識分子們在克服這些困境的過程中,尋找扮演自己角色的最佳時機與方法。這就是他們的宿命。他們綜合起來的力量,就是推動社會前進的力量。

本文從目前中國知識分子在美國政治問題上的分化談起,分析了他們在中國問題和美國問題上所扮演的政治角色。希望這個分析能夠幫助他們認識自己的角色扮演,幫助別人來認識這些人的角色扮演,進而推動中國的政治與社會變革。

作者簡介:郝志東,澳門大學榮休教授。最近著作有《生死存亡12年:山西省平定縣的抗戰、內戰與土改》(2021待出版);《澳門歷史與社會》(英文,2020年第二版);《危機中的學術自由:東亞、美國與澳洲的高等教育》(英文,合編2020年);《十字路口的知識份子:中國知識工作者的政治變遷》(2019,譯自本人2003年同名英文書)等。


[1] 見資中筠,「妄議美國」。

[2] 見林語堂《中國人》,郝志東、沈益洪(譯),第62頁,上海:學林出版社,1994年。

[3] 關於這一小節迄今為止的討論,見郝志東著/譯,《十字路口的知識分子:中國知識工作者的政治變遷》,第二和第三章,台灣:致知學術出版社, 2019.

[4] 關於2000年代輿論環境的情況,見Timothy Cheek,The Intellectual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第264,272頁,或者第六章。

[5] 見Zhidong Hao (待刊稿), ‘Totalitarianization and Democratiz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 and Their Implication for the Nation’s Political Development.’Asian Education and Development Studies.

[6] 見本人《十字路口的知識分子》書第32-33,70,76,501頁。

[7] 同上第31頁。需要說明,我雖然借用了葛蘭西的「有機知識份子」一詞,但是我的分類與他的「傳統─有機」分類的脈絡大不相同。

[8] 同上。

[9] 同上第34,58頁。關於這三類知識分子的定義以及中外例子等的討論,見上引書第一章。

[10] 見Zhidong Hao and Zhengyang Guo, ‘Professors as Intellectuals in China: Political Identities and Roles in a Provincial University.’The China Quarterly, Issue 228, p. 1051.

[11] 見社會學研究網,http://www.shxyj.org/Magazine/?Year=2020&Issue=3&JChannelID=&Title=&Authors= &WorkUnit=, 上網日期2020年7月17日。

[12] Hao and Guo, ‘Professors as Intellectuals in China,’ p. 1053.

[13] 同上,第1044-1045頁.

[14] 同上,第1048-1049頁。

[15] 同上,第1053頁。

[16] 《政治學研究》網,http://zzxyj.ajcass.org/CommonBlock/GetSiteDescribeDetail/1543?channelID=1543, 上網時間2020年7月19日。

[17] 關於這個對大學教授的研究,見Hao and Guo, ‘Professors as Intellectuals in China,’ 第1049-1050頁。

[18] 同上,第1051頁。

[19] 同上,第1054頁。關於知識分子批判性角色的更多案例,也見Zhidong Hao (待刊稿), ‘Totalitarianization and Democratiz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 and Their Implication for the Nation’s Political Development’;Xiaoxin Du, ‘Role Split Phenomenon of Academic Staff in Chinse Higher Education: A Case Study of Fudan University,’Higher Education, Vol. 75, 2018.

[20] 見齊慕實,《鄧拓:毛時代的中國文人》(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譯本)。也見郝志東《十字路口的知識分子》一書中對鄧拓的論述。

[21] 前引Hao and Guo, ‘Professors as Intellectuals in China,’ p. 1052.

[22] 同上,第1049頁。

[23] 同上,第1052頁。

[24] 同上,第1045頁。

[25] 同上,第1043頁。

[26] 同上,第1055頁。

[27] 前引郝志東,《十字路口的知識分子》,第83-97.

[28] 這裡參考了韋伯的責任倫理和心志倫理的論述,但是和韋伯的概念或有不同。

[29] 見前引郝志東,《十字路口的知識分子》,第34-35,58-60,66-67頁。

[30] 《紐約時報》社論,’John Lewis Risked His Life for Justice.’ 2020年7月17日。

[31] 見郝志東轉引,《十字路口的知識分子》,第99頁。

[32] 同上,第90-93頁。

[33] 這種當代就被稱為「漢奸」了。但是如前所述,當代那些在體制內生存、和權力合作,甚至是和壞人合作的中國知識分子又何止千千萬萬呢?他們是什麼「奸」呢?

[34] 同上《十字路口的知識分子》,第95-96頁。

[35] 同上,第98-99頁。

[36] 同上,第100-102,107頁。

[37] 關於類似知識分子的角色與倫理困境的更多討論,可見本人於2020年9月1日發表在端傳媒上的文章「如何理解國家主義知識分子」。

[38] 見同上,第267頁。

[39] 同上,第87頁。關於古爾德那對批判性話語文化的討論,也見第86頁。

[40] 借自Yao Lin, ‘Beaconism and the Trumpian Metamorphosis of Chinese Liberal Intellectuals.’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2020。

[41] 同上,第4-5頁。

[42] 叢日雲,2018年8月29日在錢滿素教授《文明給誰看》新書發布會上的發言:〈特朗普反對什麼樣的多元主義?〉

[43] 郭松民,〈對蕭功秦教授「臣妾種族主義」的心理分析〉2020/6/19。

[44] 郝志東,〈「特朗普化」的中國知識分子懟美國的「白左」和「政治正確」:從所謂的「美國文革」談起〉,刪節版2020年7月1日發表於FT中文網,標題為「‘特朗普化’的中國知識分子與他們眼中的‘白左’」;加長版7月2日發表於中美印象網,題目為「說說美國的‘文革’和中國知識分子的 ‘特朗普化’」。

[45] 孫立平,「整個世界可能都忽視了這個信號:談川普 對政治正確的衝擊」,《立平觀察》,2019年 5月25日。

[46] 何清漣,「移除歷史的‘破四舊’、禁書----美國文革正在進行時(2)」,《上報》,2020年6月18日。

[47] 梅新育,為重發「奧巴馬的美國夢是美夢還是噩夢?」一文所寫的前言。見《梅新育論衡》,2020年6月18日。

[48] 茉莉,〈孫立平和羅曼·羅蘭,不同方向的朝聖〉,美國華人網,2018年5月27日。

[49] 前引資中筠,「妄議美國」。

[50] 張千帆,「種族平等:美國憲政的原罪、救贖與短板」,《民主中國》,2020年6月19日 。

[51] 張晨晨,’The Curious Rise of the ‘White Left’ as a Chinese Internet Insult,’Open Democracy,2017。

[52] 郝志東,「領導力卓越低劣,老百姓生死存亡」,原載於澳門《訊報》,2020年6月4日B6版,後轉載於《中美印象》2020年6月4日。

[53] 林垚,「司法種族主義、員警暴力與抗議中的暴力」,2020年6月24日;「問答兩則:移除羅伯特·李雕像對美國是利是弊?要移除李雕像,就得一併移除華盛頓雕像嗎?」2017年8月24日。

[54] 見《紐約時報》Amy Harmon and Sabrina Tavernise, ‘One Big Difference about George Floyd Protests: Many White Faces.’ 2020/6/12。

[55] 申華,「美廣州總領館舉辦講座被批‘搞事情」,美國之音中文網,2020年7月20日 。

[56] BBC中文網,「BBC採訪‘川普中文同步推’主創:探求海外異見者力挺特朗普的原因」,2019年 7月28日。

[57] 郝志東,「對比美國和香港的社會運動與暴力」,澳門《訊報》,2020年6月11日;也轉載於《中美印象》。

[58] 艾曉明對朋友說她「哈哈,原來你是白左」的回應。個人收藏。

[59] 茉莉,「孫立平和羅曼·羅蘭,不同方向的朝聖」,美國華人網,2018年5月27日。

[60] 錢永祥、劉擎、周濂、周保松,「自由主義與愛國主義」。2020年7月5日線上講座整理稿。

[61] 見茉莉,「孫立平和羅曼·羅蘭,不同方向的朝聖」,美國華人網,2018年5月27日。

来源:《思想》雜誌第4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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