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浮梦录:到中国去!

作者:王元崇

有一天,我在门口碰到出来遛狗的邻居安德鲁,他是个十分热心肠的美国工人。我们照例聊了几句:

安德鲁:北京的空气有时候是不是不太好?

我:嗯,大城市的污染问题,现在好多了。你想去中国看看吗?

安德鲁(身子本能地往后仰了一下,作吃惊状):中国?那不是共产主义国家吗?

我:你的狗狗真是很可爱!

朦胧的理解

“中国”,对许多美国人而言,是一个十分朦胧甚至有几分可怕的地方。过去是这样,今天也还是如此,他们不知道中国是什么样子,从未到过中国,也缺乏去中国的兴致和冲动。普通美国人对中国的理解,主要靠小说、新闻、影视作品和自身的想象。一位朋友曾向我展示她了解中国的信息渠道——赛珍珠(Pearl Buck,1892–1973)的小说《大地》(The Good Earth)。这是一部介绍乡土中国的经典作品,初版于1931年,也就是民国二十年。

这些年,中美政策圈对彼此的高度关注是毋庸置疑的。但这种关注度并未体现在社会层面的互动中,尤其是美国一侧。美国基础教育采取K12模式,亦即从6岁一年级到18岁十二年级,虽然各地各校采用的教科书各有差别,但其中忽略对华交往的历史系一大通病。

就我所接触或教过的学生而言,从十一或十二年级的高中生到大三或大四的本科生,对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特朗普所谓的“竞争对手”,知之甚少,对双方交往的历史,更是一片茫然。他们不知道有一艘叫做“中国皇后号”(Empress of China)的美国船去过广州,也不知道有《中美望厦条约》,更不知道鸦片战争后中国派往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的第一位全权外交公使竟是一个美国人。这些年轻人中无一人听说过上海公共租界、庚款留美学生,或是那个叫做司徒雷登的美国驻华大使,并且除了毛泽东主席之外也说不上1949年以后其他中国领导人的名字。

美国今天这种情况,和中国鸦片战争之前的状态颇为相似,以为自己是天下的中心,有万邦来朝之势,无需关注美国之外的世界,甚至于美国与这个世界的历史渊源都忽略了。而美国走到今天,在笔者看来,与其丧失了“到中国去”的精神不无关系。

到中国去,是美国独立初期一个亡命般的选项,后来成为该国贸易史的一个传统。根据美国历史学者塞缪•莫礼森(Samuel Eliot Morison)和亨利•考麦格(Henry Steele Commager)的研究,在《巴黎条约》签订之后,美国波士顿周围的商人们就开始谋划对华贸易。很快,他们于1783年12月派遣了一艘55吨的单桅船“海瑞特号”(Harriet),载着北美人参即中国人所谓的花旗参,从波士顿港口出发前往中国。

这本来应该是一桩很好的买卖,因为北美花旗参在广州很受欢迎。但是这艘船到达非洲好望角以后,东印度公司横插一刀,以两倍重的熙春绿茶与美国人的人参做了交换,海瑞特号贪图茶叶利润,遂半路返航,没能去成中国。但是到中国去的梦依旧在,而且让很多人为之兴奋迷倒。

致君王、皇帝、国王、共和国主、亲王……

在海瑞特号启航后不久,1784年2月22日,“中国皇后号”从纽约港启程,前往中国广州贸易。这一天是华盛顿总统的生日,按照中国人的传统看来算是黄道吉日了,后来也证明这艘船的确十分幸运。

美国没有单独和中国交往的经验,也完全不知道中国是个什么样子,所以在国会颁给这艘船的航海护照(customary sea-letter)上,根据赴华以后可能遇到的情况,预先罗列了一串名堂,要致“所有奉教或世俗的好城市和好地方的至贵的、至高的、无上的、受人敬仰的、尊贵的、高贵的、权威的、睿智的和英明的君王、皇帝、国王、共和国主、亲王、公爵、伯爵、男爵、贵爵、镇长、议员、法官、将官、司法代表和摄政代表们”(most Serene, most Puissant, High, Illustrious, Noble, Honorable, Venerable, Wise and Prudent, Lords, Emperors, Kings, Republicks, Princes, Princes, Dukes, Earls, Barons, Lords, Burgomasters, Councillors, as also Judges, Officers, Justiciaries and Regents of all the good cities and places, whether ecclesiastical or secular)。

第一艘抵达中国的美国商船“中国皇后号”

中国皇后号是一艘360吨重的三桅船,船只制造成本加上航行治装成本,总计耗费了大约12万美元。船长叫约翰•格林(John Green),商务经理则是独立战争中官至炮兵少校的山茂召(Samuel Shaw),嗣后山茂召担任了美国驻广州的第一任领事。当时大西洋等各处海盗猖獗,为了防备海盗,中国皇后号和其他很多商船一样也武装有大炮,山茂召的军伍经验在此次航行中也恰好用得上。该船装载的货物包括:棉花361担,铅476担,胡椒26担,羽纱1270匹,皮货2600件,人参473担。

中国皇后号毅然远航广州的精神是可嘉的,但运气也帮助了他们。在抵达巽他海峡的时候,他们正好遇到了正准备驶往中国的法国军舰,当时法美的国际友情因为美国独立战争的原因而相当不错,于是中国皇后号就跟在法国军舰后边于1784年8月底经过澳门顺利抵达了广州。嗣后,驻法公使杰斐逊还特意致谢法国政府对中国皇后号的襄助。

据记载,抵达广州港的时候,中国皇后号特别鸣礼炮13响,代表了当时美国的13个州,也是向中国以及在广州贸易的各国致敬。非常巧合的是,美国人鸣了13响礼炮,而在广州居间做中西贸易最出名的恰好是13家商行,即闻名遐迩的十三行。在广州,中国皇后号把携带的美洲货物销售一空后,采办了如下中国货品:红茶2460担,绿茶562担,棉布864匹,瓷器962担,丝织品490匹,肉桂21担。美国人交易之后不久即扬帆回国,同行的有荷兰的商船,所以只有普通地图却没有详细航海地图的美国人这趟中国商务之旅是非常幸运的,从中也可见到当日广州国际贸易的繁盛,欧洲前来中国贸易的商船络绎不绝。

1785年5月12日,中国皇后号回到了纽约,一番贩卖以后,赚了37727美元,利润率25%。虽然对比后来者而言这趟所赚取的利润不是非常高,但首次中美贸易获得巨大成功,各方都皆大欢喜。联邦政府从各种有关中美贸易的报告中看到了巨大的利益,于1789年到1791年之间纽约、宾夕法尼亚州以及联邦政府都立法特别保护对华贸易,并对中国货物实行特殊的较低的进口税。在这种大的政策引导之下,美国对华贸易开始直线上扬。

美国的探险精神在这个期间开始得以很好的表现,各种船只竞相开往广州贸易。1785年,一艘单桅船“埃克斯百瑞门特号”(Experiment)号从纽约州首府奥尔巴尼出发,船员只有七个成年男船员与两个男孩子,他们把船开到中国并拉回了一船的茶叶、瓷器和其他中国货物,前后总计用了18个月。

1797年到1798年之间,一艘不大的只有93吨重的“百特斯号”(Betsey)商船,从纽约出发,经南美洲的合恩角横越太平洋抵达了南海,然后驶入广东,交易以后又穿过非洲好望角横贯大西洋回到了纽约,总计用了23个月。百特斯号的船员总计30人,全部在28岁以下,他们从中国带回美国的货物销售后,再扣除关税、船长薪金、船员薪水和投资成本等等,净利润竟然高达53118美元。

美国的造船技术在这个期间发展迅速,驶往中国的船只的吨位逐渐提高到了250到300吨,截止1813年在广州黄埔停靠的吨位最大的美国船已到493吨,虽然比起英国的动辄600到1400吨的船只不算大,但是船身轻便、船员又少,反倒成了一个优点,而且一开始船员的平均素质也很好,普遍教育程度较高,不似英国船员有各种无赖混杂,所以美国商人很受中国人的欢迎,生意也就做的十分顺利。

就在美国开始发展对华贸易的当口,1789年到1799年之间的法国大革命,以及继起的拿破仑第一帝国和欧洲战争,也为美国提供了一个难得的与欧洲对手进行国际贸易竞争的机会。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使得欧洲大陆政局动荡,并且直接波及法国的海外殖民地和海外贸易,而美国因为地缘因素,得以置身事外,能够一门心思做生意,而且把茶叶等货物转销到烽烟遍地的欧洲去,赚的盆满钵满。

在1784年到1814年这30年间,美国前往广州和澳门的船只数量,由491艘上涨到618艘。截止到1790年代末,美国商人每年从广州贩运300万到500万磅的茶叶,仅次于英国东印度公司而屈居第二,超过了法国和荷兰的在华贸易。到了1806年的时候,美国每年从广州的贩茶数量达到了1200万磅,并从英属印度市场往大西洋市场贩回了更多的货物,超过了大英东印度公司,而且开始充当将很多货物分销到南美等地方的二道贩子,大西洋上开始有了一支新生的跨洲际贸易力量。

西班牙的银元,广州的茶叶

美国也乘着法国大革命之机,将贸易触角再次深入西印度群岛以及西班牙在美洲的殖民地,成了西班牙在这一地区的最富有的两个殖民地即古巴和墨西哥的最强硬的贸易伙伴。在古巴和西班牙,美国商人获取大量的西班牙银元,然后跨洋输送到银两不足的中国。

美国之所以这样做,主要是因为自中国皇后号抵达广州开始和中国做生意的是后期,在对华贸易中中国一直处于出超地位,美国货船在将载到中国去的货物销售一空后其所得不能够满足购买中国货物的资金需求,因此美国货船都携带大量的银元现金,以期顺利完成对华交易,而西班牙银元恰好提供了这种得天独厚的条件。

截至1800年,美洲新大陆的75%的银都输送给了中国,加上多年以来日本银也通过对华贸易和朝鲜对华贸易源源不断地从东方和东北方向流到中国,以及来自俄罗斯的银两通过各种方式沿着张家口—库伦—恰克图的张库大道川流不息地从北方进入中国,都无疑为中国乾隆年间以来的兴盛做出了巨大的贡献。1806年,美国超过英国成为对华输送银元最多的国家。明清以降的中国笼统地称呼葡萄牙和西班牙为“佛郎机”,所以这种逐渐由美国为主力大宗输往中国的银元被称为“佛洋”、“佛银”或者“本洋”,在对华跨国贸易中被广泛使用。

1800年西班牙银元

美国从中国进口的商品中,长期名列第一的是茶叶,其次是棉布。据研究者们统计,1790年美国从中国进口茶叶5575担、棉布166700匹;十年以后的1801年,棉布进口已经上涨了8倍,高达140万匹。然而,同期美国的内部经济结构正在经历着一个革命性变化,棉花产量开始飞跃式上升,而当时的中国并不能够意识到这种远在万里之外的巨变。

1883年密西西比河流域的一家棉花种植园

1792年,雷亚德的老家康涅狄格州的伊莱•惠特尼(Eli Whitney,1765-1825年),受一次在乔治亚州的棉花种植园的参观的启发,发明了轧花机,能够有效地将棉花籽从棉桃中摘除,比人力快8倍。这一技术开始迅速推广到了南方棉花种植行业,使美国的棉纺织业突飞猛进。1790年美国棉花的年产量是4000多标准包(bales),到了1840年也就是中国鸦片战争的时候,美国棉花年产量已经超过了一百万包,占美国出口货物的一半左右,而且供应着全球60%的棉花消费。美国开始成为名副其实的“棉花王国”。南方的棉种植业刺激了北方的银行业和转运业,南方对北方工业品的需求和对中西部农产品的需求也大大提升。在这种大的背景之下,主要靠远洋贩运和差价利润的茶叶生意,在整个美国经济结构和税收结构中的比重开始明显下降。

伊莱·惠特尼发明的轧花机示意图

就中美两国具体的贸易货物的结构而言,因为中国在美国的棉纱、棉布市场逐步被英国和美国自己生产的同类货物所取代,茶叶在中美交易中的比重开始稳步上升并占据大宗。1822年的时候茶叶占中美交易货物的36%,1828年上升到45%,1837年涨至65%,到了1840年鸦片战争的时候已经直线攀升到81%了。茶叶的比重加大,意味着中国无力占据美国棉纺织等工业制品的市场份额,背后所反映出来的时代信息是当时代的中国已经开始被欧美工业革命落下。更具讽刺意味的是,早在1820年的时候,美国对丝绸和棉纺织品的消费,已经超过了茶叶。

茶叶以及加工茶叶的技术,都是中国老祖宗留下来的,并不是清朝中国自己创制出来的,如果说茶叶也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恐怕是没有异议的。当中国人向海外兜售这种传统并眼见国内财富堆积如山之时,却没有能够好好看一下别人在干什么、已经到了哪里。1793年,乾隆皇帝曾经对来访的英国公使马戛尔尼说:“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籍外夷货物以通有无。”在乾隆眼中,这句话并不是夸张之词,即便在很多平民眼中,恐怕也不是假话。然而,富庶的天朝开始真正缺少的,并不是丰盈的物产,而是新的技术和思想。

1820年是中国的大清嘉庆二十五年。这年秋天,嘉庆皇帝驾崩,次子绵宁继位,次年改元道光。这个时候的广州,茶叶、瓷器和丝绸贸易仍然如前般的活跃,然而它们也开始静悄悄地让位给英国旅行家乔纳斯•汉维曾经提到的土耳其人早就开始在消费的商品——鸦片。

节选自王元崇《中美相遇:大国外交与晚清兴衰(1784-1911)》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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