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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宫力:1989年邓小平与美国高层会谈

作者:宫力

美国总统特使斯考克罗夫特秘密访华

1989年动乱之后,中美关系跌入低谷,美国一方面对中国保持压力,以图以压促变,另一方面,也留有余地,注意观察中国事态的发展,并适时作出一点姿态,以防中美关系彻底破裂,一发而不可收拾。

美国在宣布中止中美两国副部长以上的高层官员互访之后,仍千方百计寻找机会与中国对话,因为这是了解彼此立场,避免错误判断的唯一有效途径。1989年6月7日上午,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盖茨电告中国驻美大使韩叙,说美国总统布什希望在当天下午6时以前与邓小平通话,请中国大使馆将这一信息转告国内,帮助安排。当天下午3时,中国驻美大使馆收到外交部美大司的回电,请其转告美方,中国领导人没有与外国领导人直接通话的习惯,美方有事可以通过中国大使馆与北京联系。布什由于未能与邓小平通话,于是亲自起草了一封信,向邓小平说明了他的想法,并提出要派一名特使去中国,希望中国有所回应,以便让特使“得以完全保密的情况下完成他的使命。”6月10日,美国国务卿贝克在办公室会见中国驻美大使韩叙讨论解决方励之夫妇在美驻华使馆“避难”问题。

1989年6月12日晚,中国驻美大使馆收到国内致布什总统的一封英文口信,口信指出:“我们愿意坦率地告诉您,中国政府已经牢牢地控制了形势,我们一贯推行的改革开放政策将不会有所改变,我们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也不会改变。邓小平主席在最近所作的讲话中已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口信对美方的信件作出回应说:“您表示愿意恢复与发展中美关系,这与中国方面的想法是一样的。为了实现这一目的,重要的是双方必须加深相互了解,并且任何一方都不应当做伤害民族感情与利益的事情”。

6月21日上午,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拿了布什总统的一封密信到中国驻美大使馆面见韩叙大使,并且说:布什总统本来想下午接见韩叙,但是怕被记者泄露,改派他来与韩叙碰头。布什表示他本人将不再“卷入中国内部事务,指手划脚”,希望中国政府发表宽恕闹事学生的声明,并妥善解决方励之问题,为了商谈中美关系面临的问题,布什决定派一名特使去北京见中国领导人,希望中国领导人予以考虑。中国方面很快做出反应,下午5时,韩叙约见斯考克罗夫特,面交北京的来电,表示愿意接待总统特使。这样,中美高层之间的私下联系终于有了着落。

1989年7月2日,邓小平在北京接见了作为特使秘密访华的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和助理国务卿伊格尔伯格,并与其就中美关系中的紧迫问题交换了意见。据伊格尔伯格事后所述,在会见中“我们坚定地表明,美国不宽恕使用骇人听闻的暴力来镇压和平示威游行,也不宽恕随后采取的镇压措施。”“我认为,第一次访问表示了美国的目的是严肃的,清楚表明了我们关系的恶化包含了多大风险。”邓小平指出:“现在中美关系确实处在一个很微妙、甚至可以说相当危险的地步。中国没有触犯美国,任何一个小问题都没有触犯。问题出在美国,美国在很大范围内直接触犯了中国的利益和尊严。”他说:“我需明确告诉阁下,中国的内政决不允许任何人加以干涉,不管后果如何,中国都不会让步。中国的内政要由中国来管,什么灾难到来,中国都可以承受,决不会让步。我可以自豪地说,中国领导人不会轻率采取和发表处理两国关系的行动和言论,现在不会,今后也不会,但在捍卫中国的独立、主权和国家尊严方面也决不含糊。”

1989年7月下旬,恰逢有关柬埔寨问题的国际会议在巴黎召开,美方又暗示东道国法国将美国务卿贝克和中国外长钱其琛的位子排在一起,使他们在开会期间“有机会彼此能长时间见面”。会议期间,贝克三次会见钱外长。7月31日中美外长的会谈长达90分钟,大大超过了预定的时间,贝克为此推迟了返回华盛顿的时间。在会谈中,双方就解决柬埔寨问题交换了意见,同时也就中美关系进行了坦率的谈话。钱其琛外长向贝克国务卿介绍了中国国内形势,他强调指出,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和改革开放政策不会改变。贝克表示,布什总统十分珍视12年来双方培育起来的中美关系,希望共同努力,使这种关系得到维持和发展。钱外长强调,中美两国的社会制度、价值观念和文化背景不同,但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有共同利益,只要相互尊重,互不干涉内政,中美关系是能够得到发展的。

1989年8月8日,美国新任驻华大使李洁明专程赴天津,参加美国MGM商业公司在天津租借签署土地划片开发合并的仪式。表明了美方对在华商业利益的重视。这个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是中美关系恶化后,双方签署的最大一个项目,在国内外有很大影响。8月9日,美国国务院宣布,由于“北京安全情况正在改善”,批准260名驻华使馆外交人员家属返回中国。

中国方面抓住这一机会,作出适度反应,向美国商界人士及美国大使阐明中国改革开放政策不变,希望中美能够保持在经济领域的合作。8月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李瑞环在会见美国MGM商业公司总裁马利克波尔时强调,改革开放是历史的必然,只有继续改革开放,中国才能繁荣富强。马利克波尔一行是在天津签署了划片开发的合同后来到北京的。李瑞环对马利克波尔的远见表示赞许,对为此项目尽力的朋友们表示感谢。李瑞环认为,这一项目的签署有力地证明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继续。最近,有许多外国朋友都很关心或者担心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是否能持续下去。他表示相信,如果这些外国朋友到中国来看看这里的实际情况,这些顾虑就可以很快消除。李瑞环说,改革、开放是中国四化建设的需要,也是人民利益的需要。改革开放十年来的历史,大量的事实证明,实行改革、开放对于四化建设的推进,对于国家面貌的改变和人民生活的提高,都具有重大意义。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个立国之本的前提下,走好改革开放的强国之路,不是哪个人的愿望,而是历史的必然。如果说过去我们出现一些问题,那是因为改革、开放搞得还不够好,而今后的困难如何解决,也要靠继续搞好改革、开放。李瑞环对会见时在座的美国驻华大使李洁明专程到天津参加合同签字仪式表示赞赏。他说,希望大使先生多跑跑这种地方,多促成这类事情,这很有意思,其意义可能超过具体项目的本身。

为了使处于困境中的中美关系早日出现转机,中国方面继续做出努力。1989年9月28日,中国外交部长钱其琛在纽约参加第四十四届联合国大会期间,再次与美国国务卿贝克会晤。钱其琛向贝克表示,中国重视中美关系,但两国关系的恢复和发展需要双方的努力,中国希望美国方面采取一些有利于改善中美关系的实际步骤。

10月2日,钱其琛外长应邀到设在纽约的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发表演讲。他指出,当前中美关系“正处于一个十字路口”。两国关系的恢复和发展“取决于美国政府的政策和行动”。钱外长在讲话中阐述了改善中美关系的四点意见:

第一,要承认和尊重差异,寻求和发展共同点。中美两国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念根本不同,但这不是也不应该成为发展国家关系的障碍。中美关系得以建立和发展,首先是出于维护世界和平的根本需要。其次,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中美两国都可以从发展经济贸易中获利。

第二,不能把另一国的国内政治作为恢复和发展关系的先决条件。否则的话,还有什么主权可言!中美目前出现的困难并不是因为中国损害了美国的利益,而是由美国对中国实行制裁所引起的。其次,中国对纯属自己国内的事务实行什么政策,采取何种行动,这完全是中国的内政,不容外国干涉。如果有人企图通过施加压力的办法改变中国的社会制度,那是永远不可能成功的。

第三,要努力增加相互了解和相互信任。增进相互了解,首先要准确地了解事实,避免做出错误的判断。其次,应该避免用本国习以为常的标准来判断别国的是非。如果试图用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那是不明智的,也是做不到的。我们不想把中国的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输出给其他国家。我们也希望别的国家采取同样的态度对待我们。

第四,处理好台湾问题十分重要。当前,台湾当局利用某些国家同中国关系出现暂时困难之机,加紧推行“弹性外交”,其实质是谋求使台湾成为一个独立政治实体,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这一做法违背了中国人民和平统一祖国的愿望。美国政府多次声明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对此,我们表示赞赏,希望这些声明能见诸于行动。

钱外长还指出,和平与发展是大势所趋。战后历史的发展表明,凭借军事优势发动军事入侵、对别国施加压力、实行经济制裁,或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干涉别国内政,既不合时代潮流,也不能奏效。只有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国家关系才能得到正常健康的发展,持久的世界和平与稳定才有希望,中国不仅首先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而且一贯身体力行,并主张在此原则基础上逐步建立起新的国际政治和经济秩序。讲话结束后,钱其琛外长还耐心地回答了美国朋友提出的问题。表现出中国政府对改善中美关系的诚意。

通过尼克松和基辛格传递中国的立场

在中美关系处在僵局的时刻,曾经为打开中美关系大门做出过重大贡献,同时又对布什总统对外政策具有一定影响力的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和前国务卿基辛格等人,利用其与中国领导人有良好关系的特殊身份,肩负与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对话,共同探索摆脱危机的重任。

1989年10月28日至11月2日,尼克松应中国政府的邀请访问北京。尽管严格说来尼克松是以平民的身份出现的,但中美双方都清楚尼克松在中美两国领导人之间的沟通方面所能起到的独特作用。美国白宫在尼克松抵达北京之前就在一项声明中直言不讳地说:“总统正期待着阅读尼克松的报告”尼克松的发言人在谈到此次的目的时指出:“这是一次进行实地调查的访问,以估价中美关系目前形势,并讨论两国目前所处的战略格局”。

中国方面对尼克松的来访也极为重视。邓小平与之进行了实质性的谈话。邓小平对尼克松指出:“你是在中美关系非常严峻的时刻到中国访问的。”他说:“我非常赞赏你的看法,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着眼于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同时也尊重对方的利益,而不去计较历史的恩怨,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并且国家不分大小强弱都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西方有一些人要推翻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这只能激起中国人民的反感,使中国人奋发图强。人们支持人权,但不要忘记还有一个国权。谈到人格,但不要忘记还有一个国格。特别是像我们这样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没有民族自尊心,不珍惜自己民族的独立,国家是立不起来的。”邓小平认为在这个问题上,中国是真正的受害者。中国没有做任何一件对不起美国的事。可以各有各的看法,但不能要我们接受别人的错误指责。在谈到中国国内局势时,邓小平强调:“稳定是压倒一切的。在中国,人这么多,底子这么薄,没有安定团结的生活环境,没有稳定的社会秩序,什么事也干不成。”邓小平请尼克松转告布什总统:“结束过去美国应该采取主动,也只能由美国采取主动,美国是可以采取一些主动行动的,中国不可能主动。因为强的是美国,弱的是中国,受害的是中国。要中国来乞求,办不到。哪怕拖一百年,中国人也不会乞求取消制裁。如果中国不尊重自己,中国就站不住,国格没有了,关系太大了。中国任何一个领导人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都会垮台的,中国人民不会原谅的。这是我讲的真话。”邓小平认为,“国家关系应该遵守一个原则,就是不要干涉别国的内政。中华人民共和国决不会容许任何国家来干涉自己的内政。外国的干涉在某个时候可以给我们造成困难,甚至造成动乱,但动摇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因为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生活一天天好起来,特别是最近十年。是真好,不是假好。对改革开放,人民是拥护的,人民看到中国是大有希望的”。邓小平还认为,中美关系有一个好的基础,就是两国在发展经济、维护经济利益方面有相互帮助的作用。中国的市场毕竟还没有充分开发出来,美国利用中国市场还有很多事情能够做。邓小平表示“欢迎美国商人继续进行对华商业活动”,并认为这也是“结束过去的一个重要内容”。

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等中国党政领导人也分别会见了尼克松。江泽民对尼克松表示,中国已经打开的大门不会关上,不会走闭关锁国的道路。我们始终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各国发展友好关系,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同各国发展经济技术的交流与合作。

尼克松在上述会谈中表示,现在美中关系正面临着严重困难,但是,按照1972年上海公报的精神,尽管两国之间存在着分歧,仍能找到现在和未来把两国联系在一起的共同点。他希望两国的政治家应该想办法,使两国的正常关系得到恢复和继续发展。尼克松不同意中方关于解决中美冲突,应先由美方采取主动的提法,他认为,恢复两国关系的势头,需要双方的努力,向前迈进的唯一方法是共同起步。

尼克松在与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进行了广泛的谈话之后,对中国的现实情况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并且得出两个结论:一是中国希望恢复同美国的良好关系,但是坚持必须由华盛顿采取主动;二是北京目前不愿意对6月份发生的事件重新作出估价。尼克松说,在这件事上,他同中国领导人的谈话“就像是两条在黑夜中穿行的船。他们有他们的看法,而我有我不同的看法。”但尼克松认为,中美双方应该讨论这些分歧,并尽力解决分歧。

尼克松回国后于11月5日向布什总统和政府高级官员汇报了他这次中国之行的情况。这次访问所形成的第一手材料对于美国领导人准确了解中国的真实情况以及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的看法是有意义的。11月7日,布什总统在白宫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尼克松前总统这次私人访华是“很有益”的,是“非常具有建设性的”。中美关系是重要的,希望找到能够采取的步骤使这种关系回到正常化的方向。他对记者说,尼克松是受中国尊重的一位老朋友,他是在情况非常困难的时刻打开同中国关系的人,他看到这种关系至为重要,我也看到这种重要性。他说,我们有巨大的地缘政治的原因要保持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我希望以静悄悄的方式找到或许是双方能够采取的步骤,使这种关系回到更加正常化的方向。但布什在谈到中国方面所坚持的“解铃还需系铃人”这点时,他又说,他认为“不是那种情况”。

在尼克松访华之后不久,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又应中国外交部的邀请,于11月7日至10日访问中国。刚辞去中央军委主席职务的邓小平以及江泽民等中国党政领导人分别会见了基辛格。邓小平对基辛格说:咱们是朋友之间的见面。你大概知道,我已经退下来了,中国需要建立一个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的制度,中国现在很稳定,我也放心。基辛格说:你看起来精神很好,今后你在中国的发展中仍会发挥巨大的作用,正像你在过去所起的作用一样。你是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邓小平说:我仍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在需要的时候,我还要尽一个普通公民和党员的义务,你现在不当国务卿了,不也还在为国际事务奔忙吗。在谈到中美关系跌入低谷的原因时,邓小平认为:“美国确实有人希望中国动乱。你只要查一下美国之音前两三月的报导就可了解”,“美国在中国动乱中卷入太深了”。但邓小平仍然认为:“中美合作的基础是有的。那种按社会制度决定国与国关系的时代过去了。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完全可以和平共处,发展友谊,找到共同的利益。中美之间肯定能够找到共同利益。”

钱其琛外长会见并宴请了基辛格博士。钱其琛说,回顾历史,我们看到,中美两国在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差别,并没有妨碍两国建立和发展关系。只要我们恪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确定的基本原则,这些差别现在和将来也不应成为保持和进一步发展中美关系的障碍。钱外长说,我们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将会发现这样的客观现实,即中美之间有着长远的重大共同利益,中国希望尽快结束中美间这几个月来不愉快的纠葛,共同开辟未来。基辛格说,多年来,两国尽管有各种分歧,但双方发现彼此间有重要的共同利益。自17年前“上海公报”起草以来,情况一直如此。他说,美国的国家利益要求美国谋求加强同中国的谅解。不过还有一点,就是一项美国的外交政策要得到美国人民的支持,就必须既反映美国的国家利益,也要反映美国的民主价值观念传统。基辛格说,一些美国人认为,在目前的情况下,中国应走第一步,而一些中国人认为,美国应走第一步。他认为,由于稳定与和平符合两国的共同利益,两国应该共同采取步骤,使双方的关系更顺利地发展。

在此之后,邓小平又于1989年11月17日会见了美国前驻华大使伍德科克夫妇,同他们进行了友好的谈话。他说:“中美要友好相处,这有利于世界和平和稳定,有利于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我们不做伤害美国的事,美国也不能做伤害中国的事。这次美国官方使用的手段太厉害,甚至连回旋余地也没有留。中国是不怕孤立的,是不怕压力的,同中国闹僵没有好处。要尽早结束这个纠葛,最好不要超过今年,为什么80年代的事情要拖到90年代?不必讲是谁占了上风,谁占先,谁胜利,也不能让世界上的人认为哪一家输了,哪一家屈服了。解决中美之间半年纠葛,不管美国使用什么语言、方式,要在实质上结束制裁。我们希望短期内解决这个纠葛。作为一条原则,将来两国之间如果发生纠纷和争执,双方都应该采取克制态度来解决纠葛。”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在美国宣布中止中美高级官员接触的情况下,与以私人身份所进行访问的尼克松和基辛格等人的谈话与沟通,实际上起到官方的作用,维持了两国间的微妙联系,促进了两国对彼此间立场的了解,这对于恢复和发展中美关系是有重要意义的。

布什采取一项大胆的冒险行动阻止中美关系继续恶化

“六·四”事件发生伊始,美国参议院就于6月6日以100票对零票通过一项决议,要求总统对中国政府实行国际制裁。这些措施包括:呼吁美国进出口银行和海外私人投资公司审查资助与中国贸易情况;强烈要求美国负责放宽办理向中国销售的出口许可证手续的机构作出决定时考虑中国目前的局势;强烈要求美国之音立即增设华语节目。美国众议院也以406票对零票一致通过了类似的决议,要求总统对中国政府实行国际制裁,并提出一系列对中国进行制裁的措施建议。在此之后,美国国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干涉中国内部事务,并向美国政府施加压力,一再要求加大制裁中国的力度,在恶化中美关系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7月19日,美国42名参议员致抗议信给中国驻美大使韩叙,声称如果中国政府继续在“暴力和恐吓的道路上走下去”,美中关系将会遭到“极大的”危害。同日,美国参议院还通过了一项法案,把中国驻美使馆附近的一块草地命名为“天安门广场公园”。7月21日,美国国会向达赖喇嘛颁发第一个人权奖“沃伦伯格奖”,支持达赖喇嘛所谓“争取人权的斗争”。

面对美国国会就人权问题对中国黑云压城一般的攻击,邓小平指出:“中国永远不会接受别人干涉内政。要求全世界所有国家都照搬美、英、法的模式是办不到的。我们真正在乎的是有一个好的环境来发展自己。只要历史证明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就够了,别国的社会制度如何我们管不了。”邓小平还认为,西方国家就人权问题对中国的攻击和制裁并不可怕,问题的关键是要看中国自己怎么去把握。他指出:“中国的形象如何还是要看大陆,中国的发展趋势和前途也在大陆。中国人要振作起来。大陆已有相当的基础。我们还有几千万爱国同胞在海外,他们希望中国兴旺发达,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我们要利用机遇,把中国发展起来,少管别人的事,也不怕制裁。中国反对霸权主义,自己也永远不称霸。下个世纪中国是很有希望的。”

与美国国会咄咄逼人的对华姿态相比,白宫的态度稍稍冷静一些。因为,布什认为“一个总统必须关注两国关系中的战略重要性”。1989年9月18日,布什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表示,他正在等待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发出能导致两国关系改善的“适当信号”。他说,“我一直尽力保护和维持这一对美国非常重要的长期关系,但现在还不是正常化的时候”。他声称,他不想“因切断商业联系而伤害中国人民”。

对此,邓小平已有所察觉。1989年10月26日,邓小平在会见泰国总理差猜时指出:“事实表明,那些要制裁我们的人也开始总结经验了。总之,中国人民不怕孤立,不信邪。不管国际风云怎么变幻,中国都是站得住的。这是我讲的怎样认识中国的话。”

经过几个月的观察,鉴于中国政局逐渐趋向稳定,中国在国际事务中仍具有重要地位,布什开始考虑采取一项大胆的冒险行动,来探索阻止中美关系继续恶化的可能性,那就是派遣美国总统特使公开访华。

尼克松和基辛格的访华结果,显然对布什作出上述决定,起了重要促进作用。尼克松访华结束后曾建议布什,“应考虑主动采取一个步骤,即恢复政府高级官员与中国高级官员之间的接触。这一行动不应要求中国方面先行采取”。尼克松还在向国会两党领袖提交的访华报告中指出,假设冷战已经结束,苏联已不再是美中两国的一个重大威胁,我们仍然有重要的战略利益,来恢复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良好关系。为此尼克松列举了五点理由:一、中国是一个核大国。没有中国的合作,我们防止核武器扩散的政策就不会奏效。我们就根本无法阻止人家向位于中东这样的麻烦地点的国家出售导弹和其它毁灭性武器。二、日本已经是一个经济上的超级大国,而且有能力成为一个军事上和政治上的超级大国。在此情况下,一个强大的、稳定的、与美国有密切关系的中国对平衡日本和苏联在远东的力量是必不可少的。三、中国将无可避免地成为一个经济大国。他的10亿人口将为先进的工业国家提供一个巨大的市场。难道我们希望我们被排除在外而把那个市场留给日本人和欧洲吗?四、尽管中国是一个共产党国家,而不是因为它是共产党国家,它将成为一个经济上和军事上的超级大国。难道我们希望冒在下一个世纪做中国的对手,而不是盟友的风险吗?五、没有世界上五分之一人口的合作,我们怎么能解决全球变暖和其它环境问题呢?尼克松还认为,恢复中美合作关系对中国就和对我们一样,有着重大的利害关系。尼克松认为中美双方都应该采取一些行动来弥合分歧。中国可以考虑解决围绕方励之在美国驻北京大使馆避难一事出现的争端、取消戒严、赦免举行和平示威的人,并对外国游客、学生、科学家以及希望在合资企业中投资,从而改善大批中国人的生活的企业家,表示热烈欢迎。美国则可考虑取消经济制裁,恢复政府对希望在中国投资的那些人的帮助。世界银行和其它国际信贷机构可恢复对中国重大项目的资助。尼克松认为,最难解决的问题是谁先采取行动。答案是,如果我们今后要在同一条道路上一起走下去,我们就必须一起采取行动。

在此期间,美国政界和学术界的其他一些有识之士,也对改善美中关系提出了很好的建议。

1989年12月2日至3日,布什和戈尔巴乔夫在马耳他举行美苏首脑会谈,这为布什策划派遣特使去中国提供了机会。因为自1972年以来,美方一直向中方通报美苏首脑会谈的情况。这样,在马耳他美苏首脑会谈之前一个多星期,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即通知中国驻美大使朱启祯,布什总统想向北京通报美苏首脑会谈的情况。12月4日,布什从马耳他回国后,立即着手派遣斯考克罗夫特作为总统特使访华,并很快与中国方面就此行的细节达成协议。尽管布什的这一主动行动在国内引起了很大的争论,但布什仍然认为这一举措是必要的。事后,他在向国会解释此事时说:“在与戈尔巴乔夫会晤后,我觉得有必要与中国领导人进行通报。在马耳他会议之前我就清楚地告诉他们我要这样做。”另一种据陪同斯考克罗夫特特使访华的美国副国务卿劳伦斯·西德尼·伊格尔伯格事后回忆,布什总统交给他们的“使命还是传递一个明确无误的信息:需要中国采取行动改善两国关系。总统知道,他采取这项行动会引起公众反对,政治上有相当大的风险。但这是一个他愿意冒的风险,因为他本人认识许多中国领导人并有多年来同中国打交道的经验,因为他判断这样做可能开创一个进展。中国领导人需要知道,他们怎么做才能改善与美国的关系,我们告诉了他们”。

邓小平再次与美国总统特使斯考克罗夫特会谈

1989年12月9日,美国总统特使、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伦特·斯考克罗大特抵达北京。随同特使来访的有美国副国务卿劳伦斯·西德尼·伊格尔伯格、总统人事事务助理查·格·昂特迈耶和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中国事务的官员道·海·帕尔。美国驻华大使李洁明同机到达。在美国总统特使为期两天的访问期间,邓小平、江泽民、李鹏分别会见斯考克罗夫特一行。钱其琛外长同斯考克罗夫特进行了深入的会谈。

邓小平对斯考克罗夫特的来访表示热烈欢迎。他说:“你这个行动,是一个重要的行动。重要的意义就是,中美尽管有一些纠葛,一些这样那样的问题和分歧,但归根到底中美是要好起来才行。这是世界和平和稳定的需要。”斯考克罗夫特说:“我完全赞成您的说法。”邓小平和客人落座后接着说:“我已经退休了,本来这样的事情不是我份内的事,但是我的朋友布什总统的特使来,我不见是太不礼貌,也太不合情理了。”斯考克罗夫特转达了布什总统对邓小平的亲切问候。他说,“尽管您退休了,布什总统仍把您当作朋友,永远是朋友。我代表布什总统告诉您,他非常感谢,尤其是在您已经退休了,又是在星期天抽时间来见我。”邓小平笑着说:“将军这次来访是通报马耳他会谈,实际上应该说是双方一个共同的愿望:能够尽快解决6月以来,中美之间在一些问题上存在的纠葛,早点解决,使中美关系能够得到新的发展,新的前进。这是我们的共同愿望。”邓小平指出:“中国在国际上有特殊的重要性,它关系到国际局势的稳定与安全。如果中国动乱,问题就大得很了,肯定不是地区性的,至少亚洲-太平洋地区将整个是一片混乱。当然这不是中国之福,也不是美国之福。”邓小平进一步指出:中国威胁不了美国,美国不应该把中国当作威胁自己的对手。我们没有做一件伤害美国的事。1972年到现在的17年中,世界局势总的比较稳定,中美关系的发展是形成这样好的局势的一个原因,占的分量不轻。中美不能打架,我说的打架不是打仗,而是笔头上和口头上打架,不要提倡这些。我多次讲过,美国的制度中国不能搬,美国制度究竟好不好,美国人自己说,我们不干预。两国相处,要彼此尊重对方,尽可能照顾对方,这样来解决纠葛。只照顾一方是不行的。双方都让点步,总能找到好的都可以接受的办法。恢复中美关系要双方努力,不要拖久了,拖久了对双方都不利。邓小平还请特使转告布什总统:“在东方的中国有一位退休老人关心着中美关系的改善与发展。”

江泽民对来访的美国客人说,我们都是为各自国家的利益工作的,只要我们双方都真诚地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办事,我们的合作前景就是广阔的。斯考克罗夫特对认识江泽民总书记感到非常高兴。他说,布什总统十分重视美中关系,总统希望把美中关系放在积极的轨道上,而脱离过去几个月的消极轨道。

中国外交部长钱其琛12月9日下午在钓鱼台国宾馆同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举行了会谈。会谈结束后,钱其琛设宴欢迎斯考克罗夫特一行,宾主发表了讲话。钱其琛说:斯考克罗夫特将军是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老朋友。多年来,他在中美关系发展中的关键时刻,曾数次访华,为消除两国关系的障碍,推动两国关系的发展,作出了许多贡献。这次布什总统派他作为特使来华,向中国领导人通报美苏首脑会晤情况,并就双边关系问题交换意见,说明了布什总统对中美关系的重视,我们对此表示赞赏。在谈到国际形势时,钱其琛说:当前国际形势正在发生着战后最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的前景和它对世界和平和人类发展的影响,为各国人民所关心。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中美双方应该经常交换意见。良好的中美关系无疑对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具有重要的意义。钱其琛强调:中美关系几经风雨,仍能始终向前发展,充分证明它是富有生命力的。尽管我们之间存在着一些重要的分歧,但是,这些分歧不可能抹杀我们之间的重大共同利益。只要双方共同努力,完全可以做到既保持各自的立场而又维护双方的共同利益。为了能够找到克服目前困难的途径,我们应该加强接触,互相沟通。我们相信,这次斯考克罗夫特将军访华,必将有助于我们增进相互了解,有助于克服困难,消除分歧,使中美关系早日得到恢复和发展。斯考克罗夫特说:我和我的同事们今天作为朋友来到这里,就我们两国都极为关心的国际问题,来恢复我们之间的重要对话。我们认为,这种对话能促进亚洲和世界的和平、稳定与繁荣。在谈到美苏首脑会晤时,斯考克罗夫特说:“上周末在世界的另一个角落布什总统和戈尔巴乔夫举行了重要会谈。随后布什总统指使我到中国来,向我们的中国主人通报马耳他会谈的情况。”斯考克罗夫特谈到了中美关系,他说,我们今天来,还为我们的双边关系注入了新的推动力和活力,并寻求双方意见一致的新领域——经济、政治和战略。我们是为减少我们关系中的消极影响而来的。斯考克罗夫特强调说:“总统的强烈愿望是这次同中方的会谈取得进展,并为我们所寻求的解决办法打下基础。”斯考克罗夫特表示,在这次会谈中,我们将寻求勾划出我们有可能达成一致意见的广泛领域。同时也找出那些有分歧的领域。我们越早完成这个任务越好。在过去,当我们一起努力时,我们取得了不少成绩。我们双方必须坚持不懈,现在更应如此。

斯考克罗夫特的这次中国之行虽然以通报美苏首脑会谈为名,但却是布什政府为响应中国方面“解铃还需系铃人”的一个打破僵局的主动行动。中美这次会谈的结果表明,双方承认存在分歧,尤其是在人权问题方面存在严重分歧,但双方都认为两国在广泛的领域内仍存在着共同的利益,都愿意采取措施为减少分歧作出努力,以便使中美关系维持在一定的水平之上。

中美作出改善关系的姿态

然而,布什的这一举措引起了美国一些人的强烈批评。美国国会参议院民主党领袖乔治·米歇尔和众议院民主党领袖理查德·格普哈特说,斯考克罗夫特访华,没能使中国领导人有任何举动表示要进行民主改革,并保障公民的人权。米歇尔说:在勇敢地宣布了(在人权问题上的)严格标准,并看到它遭到中国政府的拒绝后,总统现在却以一种最不恰当的、最令人尴尬的、最令人遗憾的方式向那个政府屈服了。格普哈特说:“在美国两党致力于自由的立场在东欧结出果实这个时候,他(布什)最不应该做的事情就是在我们致力于中国国内自由的问题上摇摆不定。”

因派遣特使访华而受到攻击的美国总统布什对此辩解说,他希望与中国领导人一道“寻找发现共同基础的方法”。布什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不想孤立中国人民。我不想伤害中国人民。我知道保持这样一种关系是困难的,但我不想使这种关系进一步恶化。”布什还说,斯考克罗夫特访华是为了向中国领导人通报美苏马耳他首脑会晤情况,这不意味着美中两国恢复正常关系。布什说:“中国在世界上具有战略地位,这一点对美国来说仍具有重要意义。”但他又称,中国应采取措施,使“目前仍然存在的某些不满情绪得到平息”。布什之所以要冒着某种政治风险来保持美中之间的联系,是因为他对当时苏联东欧的形势发展前景还不能确定,仍需保留中国牌,以着眼于世界政治的未来。正是基于这种考虑,布什在派特使访华后不久,又采取以下的主动行动来缓和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

1989年12月19日,美国白宫宣布,总统布什决定给三颗美国制造的,由中国发射的通讯卫星颁发出口许可证。中美两国曾于1988年就中国发射美制卫星的有关问题达成了协议。中国所承担发射的三颗美制卫星中,有两颗是由澳大利亚卫星公司订购的,美国政府已于1989年3月颁发了出口许可证。另一颗是由亚洲卫星公司订购的,出口许可证也在“巴统”获得通过。但在北京政治风波过后,美国政府根据布什总统的制裁措施,暂停了澳星出口许可证的实施和亚星的出口许可证的审批。这次布什决定批准这三颗美制通讯卫星的出口许可证,实际上是在对华全面制裁中打开了一个缺口。同一天,布什还作出决定,取消一项不准美国进出口银行对中国进行商业活动的美国公司给予资助的禁令。布什在致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的一封信中说,出售美国制造的通讯卫星(这些卫星将由中国制造的发射器送入太空)和撤销对美国进出口银行提供资金的限制,符合国家利益。布什写道:“因此,我放弃禁止进出口银行为同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的贸易活动提供资金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提供贷款、信用贷款、信贷担保、保险或分保……”布什称这些决定是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

中国方面对于美国的上述姿态也作出了一些呼应。如针对美国所担心的武器扩散问题,中国公开声明,中国没有向任何中东国家出售过中程导弹,今后也不向中东出售中程导弹。中国还准许一名“美国之音”记者入境。中国原则上同意恢复富布赖特交流计划中的客座教授和学者互访,但不再向美国派出攻读学位的留学生。

中国国务院还于1990年1月10日正式宣布,鉴于“首都和全国局势稳定,社会秩序恢复正常,在北京市部分地区实行戒严的任务已胜利完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八十九条第十六项的规定,国务院决定:自一九九0年一月十一日起,解除在北京部分地区的戒严”。这一决定既是基于国内政局已趋向稳定的考虑所采取的步骤,同时也有缓和中国同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的关系的考虑。因为北京部分地区自1989年5月20日实行戒严以来,已成为国际社会,尤其是美国和西方国家关注的焦点。

美方对此作出积极反应,布什在白宫对记者表示“欢迎中国解除戒严,这是一个好迹象”。他重申,他不愿采取不接触的办法来孤立中国,不愿使时钟倒退。美国副总统奎尔也认为,北京解除戒严的决定是“迈出了积极的一步”,说明布什总统对华政策取得成果。他还暗示准备重新支持世界银行向中国提供贷款的做法。但白宫发言人称,美国对中国的经济制裁“没有改变”。

随后,美政府正式宣布美国将不再反对世界银行对中国提供的所有贷款,但将密切注意贷款是否用以满足人们基本需要,并在逐项的基础上进行考虑。美国政府的这项决定虽然还留有尾巴但毕竟是在总体上减轻了对华制裁。


来源:《百年潮》2004年第3、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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