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曉玲:不均等與全球城市化

作者:張曉玲

不均等與全球城市化

(根据纽约聊斋2020年8月15日第11期云沙龙记录整理)

主讲人:香港城市大學教授張曉玲

与谈人:美国纽约福坦莫大学教授洪朝辉

张晓玲教授:大家知道,中国正在经历21世纪影响人类发展的城镇化过程,这个进程对于中国经济的整体和后续发展都会有重要的影响。纵观整个世界或全球的城镇化历程,我们知道,它经历了非常漫长的一个变迁,并受到历四次工业革命的影响。但是,我们可能忽略了几个比较基本的问题。第一,为什么我们要推进城镇化?第二,城镇化过程中会有多少人进入城市?也就是说,城市化的这个速度和它的规模是怎样的?第三,人进城以后是否拥有了更加高质量的生活?为此,很多学者分别尝试从环境、社会、经济三个角度作了不同的阐释。今天我从城镇化之“为什么”这个问题来开始。

(一)

我们知道,人进城可能是因为工资在城市会更高。因此,进了城的人或市民在更高工资的驱动下,有利于促进城市经济的发展与繁荣。当然,社会总体财富会因此增长,收入分配的均等性也因此得以保障。从更长远来看,对一个国家的政治稳定也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这里面有一个比较根本性的问题就是:我们需要追问城镇化是否能够带来收益?那么,紧随着的一个问题就是:这样的一种收益是谁的收益?他的收益又会是多少?那么,大家知道,我们从经济学的角度来阐释这么一个问题就是想说:三种要素,劳动力、土地、资本的流动是不是能够带来更有效的资源配置?这样的资源配置能不能带来GDP的增长?但是,一个紧随而至的问题就是:这样的增长是不是一定可以为各类群体带来收益?实际上这是看对于城镇化过程中各种参与方的利益分配。其实,这样的影响并未得到充分的研究。

那么,我们从全世界城镇化和GDP关系中,可以明显地看到这是一种正相关。但是,我们有可能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在城镇化和各种利益群体之间分配的这样一种过程中,究竟体现了怎样的分配关系?最终,我想它应该体现的是一种个体之间的不均等。

我们从过往数据中可以得到,中国收入分配伴随着城镇化的增加在不断的增加。如果我们从中国和印度两个大国的这样一种分配上,可以看得出来:明显的,就是在整个城乡收入分配过程中,他们是不断拉大的。这就是城镇化所带来的这样一种效益。

图1

第二,如图1所示,我们回到历史的这个角度来看:1950年城市的人口占比是29%,农村的人口占比是71%,也就意味着71%的人并未进城。但如果我们从2007年这样一个时间节点上来看,实际上是城市跟农村的人口基本上占据了各自一半的比例。如果我们再看2050年,那么城市人口将占70%,也就是说到了那个时候,世界上70%的人将生活在城市。

如果我们再看这个50%这样一个分界线,如果从四次工业革命的历程可以看得到,英国早在1847年就已经实现了50%的城镇化率。也就是说在那个时代,由于蒸汽机的发明,工业革命的进展,已经有一半的农村的人进入了城市。而德国和美国是第二梯队,这其中还包括法国、一些北美国家等。

那么,回头看看中国,直到2007年才第一次实现了这样一个51%的城镇化率。实际上,中国城镇化的过程中是非常快速但却是一种压缩式的城镇化。为什么这么说呢?

图2

大家看这张图,中美两国关于城镇化和水泥存量的发展关系。水泥的消耗量代表着两国基础设施的建设规模。从右边这个图可以看到,美国用了100年时间消耗的水泥,中国仅仅用3年时间就超过了它。所以我说中国的城镇化是快速却是压缩式的。

(二)

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城镇化的“聚”与“散”。什么是“聚”?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大城市的集聚。去过东京的朋友们应该有印象,东京的城市就是这样一种格局,依托轻轨,将各个城市的副中心跟主城相互连接,形成“众星拱月”的一种聚合形态。聚到一定程度,就是 “散”了,而这个‘散’的具体表现形式其实就是小城镇。我们还是看日本的城市群, “京阪神”通过新干线,将重点的城镇和中心城市连为一体。因此,在更加广阔的区域范畴上实现了第二次的“众星拱月”。这使我们联想到了中国正在发展中的三大城市群。

未来城市的发展选择是大城市还是小城镇?

最原始的驱动力是源自增长和效率。因为,无论是从哪个角度来讲,我们每个个体都是拿脚来投票的。一个大学生大学毕业以后,他在想我到底是去北京、上海,还是想去常州就业?很简单的一个逻辑就是哪里给我的钱多我就去哪儿。所以,增长是产生就业的必要条件。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对政府而言,增长又依靠投资,关键是谁来投资。但政府作为投资的大头,它在一定意义上会进行投资的倾斜。但是,我认为无论哪一个国家的政府它首先考虑的是需要投资给这些拥有高回报率的地方。所以问题就来了,投资的取向因此就决定了我们每一个城市新移民拿脚投票的取向。所以,大城市因为它的高工资吸引高学历的精英人才,带来城市创新的价值,因此可以大量的吸纳更多的城市新移民。这使得政府进退唯谷:成了矛盾的政府:一方面,它不得不控制大城市的规模,因为治理能力和城市资源承载力的限制。另一方面,又必须要大量的投资这些城市,因为这些城市能带来回报率。

那么,在亚洲,也就是正在经历着快速城镇化的过程中,巨型的城市和城市群它的形成,比如说我们粤港澳大湾区的形成,是一种必然。但是,当你所生活的城市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城市地价和劳动力的价格,包括我们的房价,自然一路攀升。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深圳,为什么华为部分从深圳迁到了东莞?那么,这导致我们的制造业被迫迁移到周边的一些中小城市,这使得新的就业和投资也随之迁移到这些城市。因此,中小城市有可能在这样的语境下面开始生长,也就是我们常常提到的逆城镇化的阶段。

(三)

第二个比较重要的问题就是:中国的城市发展呈现为一种以效率为先导的城市化发展模式,是不是会带来一定程度上的负外部性?如果有,究竟是怎样的负外部性?

我对城镇化的这个议题,包括新移民的这样一个问题,我关注了大约十多年的时间。我们的城市仍然存在着3亿多的新工人:“留不下的城市,回不去的乡村”。因为,他们的宅基地有可能被复垦,他们的原有的这些土地的这个quota有可能会以各种形式进行出租或者是转让。但另一方面,在城市里的新移民,当他们希望落脚城市的时候,却遭遇了高房价。所以,一方面农村大量的空心,(另一方面)城市住房和交通却无比的拥挤。这个现象值得我们去深思:这样快速的以及压缩的城镇化究竟给我们的城市生活和发展带来,以及给我们整个国家的发展带来怎样的隐忧?也因此,我把这样一个命题提到了“城镇化和不均等”这样一个议题上来。

我们从全球、亚洲、中国以及印度的数据上可以清晰的看到:城市化的发展伴随着快速的不均等的上升。这里面有两个不争的事实。我们可以很清晰的发现:城镇化不仅仅与效率相关,同时也与我们的收入分配高度相关。如果没有人类历史上浩浩汤汤的从农村到城市的人口大迁徙,我相信全球的不均等和贫困问题将会更加严重。因此,我们也许不能依赖传统的财政手段去解决收入不均等的问题。因为,税收的再分配,往往伴随着一定的制度成本和扭曲。

当然,也有一些其他的现象。很多的事实一再的证明:在富裕的工业化国家当中,财政资源也是非常有限的。比如说,Piketty在他的这部著作里面就已经提到了这样一种不足以扭转和抑制不断加剧的不均等现象。比如说印度的一个例子,伴随着印度城镇化的过程,低收入的农村贫困人群仍然很多。而且,城市里的贫困人口还从未减少过。那么,这跟我们传统意义上的Kuznets的这样一种经典事实的倒U型曲线是相违背的。那么,第二个不争的事实是这样的分配和再分配问题,在发展中国家是更为紧迫的。因为,首先我们发现了欠发达国家占全球总体人口的85%。即便是在中等收入水平的发展经济体中,它们也没有足够的财政资源进行再分配。因此,世界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还是无法依靠传统的财政措施来解决收入不均等的问题。

那么,对于税收而言,我们也要用于支付一些政府雇员的开支,包括我们的国防、包括我们公共服务供给和其他的必需品。那么,在欠发达国家,即使是在中等收入国家,我们仍然缺乏足够的经费用于再分配。从历史数据中可以看出,当我们人均GDP达到5000美元之前,社会保障的支出是微不足道的。因此,这样一种微不足道的社会保障无法解决收入不均的问题的。

那么,我们如果从公平和效率的这样一个非常传统的权衡命题中来看,如果我们想要实现A到B的这样一种效率到公平的一种迁移,必须要导致效率的损失和一定制度的扭曲。因为我们必须考虑机会成本。那么,是否可以在这个时候提出一个思路:我们能不能通过城镇化的手段去解决不均等的问题?

那么,这个命题的实质就是需要考虑:在初次分配的阶段如何降低贫富差距。我们接下来需要去用实证的数据去证明这样一个思路是否适用于所有的欠发达国家以及发展中的经济体。或者对欧美发达国家又是怎样的呢?它们适用于哪些阶段呢?基于这样一个考虑,我们需要在这个原来正统的研究的基础上去厘清一些可能性的误区。比如说,关于Kuznets假说。

实际上,Kuznets的假说,导致了世界上80%的一些发展中国家(2/3发展中国家)并不支持城镇化。因此,这在一定意义上导致了发展中国家城市化进程的放缓。那么,这样的一种结果导致了对增长和分配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但是,我们需要去反思的是:Kuznets的假说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事实,第一,城市内部不均等可能更高;第二,农村内部的不均等有可能会下降;第三,城市和农村之间的不均等的差距有可能会下降。我们带着这三个问题去看数据。

如果我们再回到现实中来看,如果我们把全世界的政府分成三个不同的类型。那第一类政府,就是阻碍和控制城镇化进程的一些政府。那么,这个根据我们联合国上世纪80年代的调查,大部分国家是这样做的。第二类,是放任自由的政府,不加干预的一些国家。比较有代表性的,比如说菲律宾、拉美。那么,最后一类,就是积极主动地推进城镇化的过程,但事实上我们非常遗憾地发现这样的国家屈指可数。我们知道,在本世纪的中叶、上半叶的时候,法国曾经采取过类似的措施,比如补贴农民进城。

那么,在这样的语境下,需要值得大家去思考的是:城镇化一方面可以带来增长,同时可以减少收入差距。遗憾的是,政府包括我们很多的像中国这样发展中国家,经历的恰恰是效率和公平“双输”的结果。为什么呢?我们用事实来说话。

我们分析了1990到2017年,全世界90个经济体的GDP和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Kuznets假说,忽略了城乡差距在城镇化和不均等之间关系的这样一种倒U型曲线。城乡差距随着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加而减少。当考虑城乡差距时,总收入不均等的Kuznets转折点就会提前到来。为什么呢?因为通过城镇化可以减少城乡之间的不均等。

第二个事实,就是发展中国家的城乡之间的差距在总体的贫富差距不均等的占比是最大的。如果我们把高度城镇化的一些国家,比如说,拉美,和城乡差距占国内不均等30%或以上的这样一些,比如中国我们看到是50%,我们认为如果可以缩小城乡差距,那么将可以缓解发展中国家内部的整体不均等,也就是减少它的贫富差距。这样一种占比就使得我们认为:城镇化是解决收入不均等问题的一个关键。

一般来说,我们知道城市里的生产力高于农村。亚洲国家要高4到5倍。但是由于我们规模经济,还有历史的这样一种因素,农村向城市的迁移,一般意义上是极大程度上是促进增长的。但根据Kuznets的假说,当一个国家腾飞的时候,增长其实主要发生在城市的就是第二产业制造业和第三产业服务业,这样两个产业。但是,在第一产业部门却少的多得多。

如果城乡之间的迁移滞后于部门增长差异,那么这样的城乡之间的差距还会不断的拉大。也因此,在我们假定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就会导致一部分或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内部不均等的加剧。相反,如果我们推动城镇化,那么就会导致这样一种发展中国家抑制或减少不均等现象,成为一种甚至在一定意义上唯一的一种战略选择。为什么它是唯一的,刚讲到了,因为传统的收入分配已经被证明是不可行的了。

那么,我们再用全球的城镇化数据对城乡之间差距的影响再做一些经典事实的阐释,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当我们的人均GDP达到2000美元的时候,如果通过缩小城乡之间的差距,城镇化将会有助于减少国家的不均等。

我们从90个经济体的数据样本可以看到:到了2017年,总共有81个国家的经济体超过了30%的城市化率。那么,对于发展中国家,我们可以断言:城镇化是有效抑制不均等的收入差距的一种战略。

(四)

那么肯定大家会追问,为什么?为什么城镇化对城乡的差距会对国家内部不均等具有积极的影响?我们有几个不同的例证。首先,当你提高了土地和劳动力这两个要素配置的比例的时候,农地规模的增加有可能会帮助贫困地区的农民利用农村生产促进它的规模经济的增长。这恰恰就会有助于提高农村的人均收入。第二个就是城乡贷款、城乡的汇款。大家知道,城市的新移民,或者如果大家小时候是在农村长大的,你也会有一个印象,如果你的亲戚进城打工,他每个月要做的一件事儿就是去汇款。他常常会把自己在每个月获得的这样一些城里的收入汇到农村去,为什么呢?他知道,清晰的知道,他不可能留在城市。因为城里的房子他们住不起。尽管城中村提供了一定的可能性,但依然住不起。因此,他希望在自己的老家,把他原来的房子改造,在他的宅基地上建一座新的宅子,以便于将来去养老。但是,这样一种汇款,从一定意义上提高了农村家庭的教育、健康水平,也有助于提高农村的一种收入。但是,我认为这样的收入大多用于储蓄。为什么呢?这个问题等到后面我会再提到。那么,第三个,返乡移民带回了一定的技能。他们成为农村里的“能人”,他们会带动这些就地城镇化现象的发生,也就是说他们在邻近乡村的一些小城镇甚至县城置业,然后开个小店。

我在两年前去上海做调研的时候,我跟一个出租车师傅聊了很长时间。我问他,上海是不是他久留之地?他说,今年是他在上海的第10年,明年就要回乡了。我说:“为什么你要回乡呢”?他说,“我第一桶金已经赚够了,我希望将来拿这笔钱可以回到老家,在我们的县城那里可以开一个小的店铺,然后从此以后不需要跟自己的家人分离”。我听了以后其实非常心酸。我觉得这个问题实际上是我们提到的,是在城镇化这样一种过程中所呈现出来的一种农村的移民和我们城市的原住民之间的一种巨大的权利不均等。这也是一种不均等。甚至他们在机会上也呈现了一定的不均等。也就是说,凭什么、为什么我到了城市里边我就不能享受同样的教育、医疗、保障?为什么我就不能跟我的家庭团聚?我的小朋友为什么不能进当地的幼儿园等等?这些问题其实是我们需要在这个故事中去反思的。

那么,如果我们从政策上,反过来看,如果我们把政府对城镇化的态度分成了促城镇化和反城镇化两个组别。我们通过一个regression模型,就能明显的发现:促城镇化政策的国家对城乡差距的边际影响更为显著。

因此,政策建议也比较简单。首先,应该促进城镇化;第二,我们应该通过积极的方式和方法,促进城乡移民,向移民家庭提供基本的服务。具体措施比如:我们包括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通过大数据和互联网给我们的城市新移民以及我们广大的农民工兄弟,提供更多的就业信息和指导。

那么,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我们也需要通过给予社区层面从农村到城市的新移民以平等的市民化权利。比如说,我刚才提到的几个方面。中国,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下,既然它既能够带来增长,同时又能改善分配的状况,是一种鱼和熊掌兼而得之的好事儿。为什么我们不能够积极的促进城镇化、降低户籍制度对城镇化这样一种制度约束,或是扭曲性的成本呢?

我们应该通过城镇化这种手段,去控制城市内部不均等的上升,并使其快速的下降。那么,这些理论问题我就不谈了。比如说,我们怎么样减少贫民窟的形成?我们知道去过巴西的或者印度的朋友,就会明显发现在每一个大的城市一定会出现一个贫民窟。它为什么会形成?

(五)

最后,我想再花一些时间聊一聊关于可持续城镇化的中国语境的问题。大家如果在前几年去过鄂尔多斯,就会发现大量的房屋空置。新城也广泛存在城市负债率高企不下的一种现象。而广大的农村就像我刚刚提到的,出现巨量的空心村的现象。但这空心现象并不是一个问题,我们知道在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国家,包括法国、德国,他们都有空心村的出现。也就是说,在一定意义上,随着就是收缩城市的现象的一种空间表现形式,实际上这样的空心村会越来越多。

如果我们回归城市的本源,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想过什么是城市?我觉得,开发商眼中的城市,可能是一栋栋拔地而起的高楼。那么,对于我们的这种的城乡结合部的或者说城市的这些贫民窟而言,这就是他们所认为的城市空间。但对于环保主义者来说,城市意味着越来越严重的环境污染。对于投资者来说,其实是货币。我认为城市以及城市化过程中造成的这样一种结果,其实是一种空间。这样的一种空间,是包含着密度、距离以及社会多样性的。它也体现为市民和市民之间的一种关系。比如说,我们并不相识,但是我们存在着浅显的、匿名的这样一种关系,以及短暂的社会分工。这样一段一段的市民之间的关系使得我们应该清醒的认识到:即使城市化的结果导致城市里的市民体现出来其中一种独特的区别于农村的生活方式或社会组织方式,而并不单纯指的是人从农村迁移到了城市。

因此,这就回到了我今天刚开始提出来的“为什么一些国家采取‘不利于城镇化’的制度或者手段,比如中国的户籍制度,作为城镇化的壁垒?这样的一种壁垒,使得太多的城市,增大了移民成本,而且使得城里的人因为这样高企的房价而离开了城市,最终可能会回到静谧的一个小城镇或者是县城去养老、去生活。但是,我们的问题是很多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小城镇的养老和农村的养老问题、社会保障问题非常非常堪忧。

那么,怎样才能做到兼具效率和公平的城镇化呢?有三个不同的方面,我有一本书提到了从空间和治理的角度如何去体现。时间关系,我这里就不多讲了。但是,我想最后通过这个图来聊一下:城镇化如何能够从基于成本约束的1.0到基于效用最大化的城镇化2.0阶段?通过在城乡这样一个空间里面实现利益共享和成本共担,也就是分享效率和公平的trade-off effects。使得城镇人口虽在城镇居住但同时也能惠及农村。也就是再次实证了这样一个经典事实:让城市里的人,通过(自然的不加约束的)城镇化的手段去解决农村的贫困问题,也就是不均等问题。

那么,当然我们希望看到的是最后一个阶段,也就是效用驱动的城镇化2.0的阶段,通过城乡资产的置换,或是先租后售的形式实现。另一个想法是,我们在农村生活的这些农民,他们可以把农村的宅基地去置换给愿意来到农村置业的一些农村新移民。我相信一定会有一些愿意到农村发展的新移民,比如说大的农场主和承包人。他可以通过这种形式去置换他到农村就业或是工作的一个保障金。我们认为这样的一种置换,就可以解决我们在城镇化2.0阶段基于效用驱动的城镇化新模式。一方面,农村系统里面闲置的农地是可以经过复垦再流转以换回农田,城市里的公共服务也因此可以惠及更多的城市新移民。

(六)

洪朝辉教授:我想围绕着城市化的公平与效率这个大主题,畫蛇添足地作两点补充:一是关于我的两本书的故事;二是关于三元哲学和三難困境。

首先,从我自己的两本书,聊聊我是如何从侧重效率,发展到关注公平的学术思想转型的故事。26年前的1994年,我将部分博士论文,整成中文,发表平生第一本专著:《社会经济变迁的主题:美国现代化进程新论》(杭州大学出版社),这是一本关于美国殖民时期到1920年的社会经济史,其思想主轴就是鼓吹效率重于公平,先有后好,为了效率可以牺牲公平。

尤其是强调,经济现代化起源的罪恶是难以避免的,包括万恶的英国殖民制度和十恶不赦的奴隶制;也强调社会经济的工具性,提倡工具理性,淡化价值理性,类似於少问猫的颜色,多问猫能不能抓到老鼠。同時,还强调社会生态的平衡性,认为坏东西不一定没作用,消灭了麻雀,虫害就盛行;同样,老鼠很坏,但一旦灭了老鼠,全社会将陷入另一类害虫的骚扰之中,所以人类无法求全、求最佳,只能次优。

這樣,我就用美国案例告诫穷人们,穷富是一种命运共同体,效率与公平也是一种有机体,富人提供投资和就业机会,穷人提供劳力和劳动,照顾富人,能够提升效率,增加社会财富;照顾穷人,能提升公平,促进稳定。但是,在一个社会的经济起飞阶段,只能而且必须以效率为主、公平为辅,甚至暂时牺牲一下公平,值得。类似邓小平的发展就是硬道理,一部分人先富,大部分人后富。

但是,到了2015年,我出版了自己的第九本书The Price of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Power, Capital, and the Poverty of Rights(《中国经济发展的代价:权力、资本与权利贫困》)(University of Kentucky Press, 2015)。主要討論中国经济发展的非经济性代价,尤其强调政治权力、经济资本与民众权利的三角关系。经过21年的学术训练和现实经历,我的学术思想发生重大改变。我开篇引用狄更斯《双城记》的诗,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本来书的题目也是:A Tale of Two Chinas。整本书就是在谴责政治权力和经济资本的亂為和胡作非為,为民众权利的贫困发声,尤其是一再强调公平重于效率的观点,特别分析了美国当初是怎样将政治权力和经济资本这两个老虎,都关在笼子裡的歷史过程和机制。

我还专门提及,不同的时代需要有不同的学术显学。如果中国在改革开放第一个20年,必须强调经济效率、强调把饼做大的话,那么,经济学、管理学、金融学一定是显学;但到了第二个20年,中國就需要注重如何公平地分饼,這樣,社会学、法学、政治学就可能异军突起;但一旦社会发展进入第三个20年,中國必须强调如何具有人性、人道、人本地分饼,不僅僅是公平地分餅。这样,我们就需要推崇文史哲,尤其是伦理学、心理学、宗教學。

回头想想自己学术思想的演化,使我想起亚当·斯密的心路历程,真的是不谋而合。他在1776年发表的《国富论》,显然推崇市場效率、提倡分工效率,主張利己人性、利益最大化、完备理性,尤其对商人的自利本性赞美有加,强调他们大多是主观为自己,但客观和长远一定对社会有益,因为他们辛辛苦苦赚来的钱,到死也用不完,最后他们的剩余财富对整个社会有利。而且,地主要是不贪,就不会雇佣农民种地,农民要是没有地种,就要失业、饿死。这就是“一只看不见手”的原始含义。有点发展就是硬道理的范儿,为什麽?当时的英国正处于工业革命的前夜,急需发展。

但是,在1790年,他出版了《道德情操论》第六版,尤其是加上了第六章,其中的观点,类似过了21年后的我自己,他开始谴责商人的不公、不义、不道德,甚至强烈建议由两类人来导正社会的发展方向,一是法官,二是政府官员。为什麽?英国在1776年和1790年之间发明了蒸汽机,开始了英国工业革命。他活生生地看到了两极分化,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现状,开始转变了思想。于是,我在想,除了時代變化影響我們三觀之外,是否與我們慢慢變老的年齡和心境有關,人是否越老越富有同情心?

其次,我想介绍一下三元哲学和三难困境。我們傳統的說法都是兩難困境,一分為二,陰陽兩極、公平vs效率。这样,就陷入了要魚還是要熊掌的永恆的兩難。

三元理論也稱三元論或三元哲學,三元理論(Trichotomism)的本質是挑戰傳統的一元(Dichotomism)和二元(Monism)理論,試圖在主觀與客觀之間,尋找第三種元素。例如,第一元是代表主觀和精神的“心”;第二元是客觀和物質的“氣”;第三元則是代表人類認知和知識的“理”,形成“三元本體論”。

除了儒家的“中庸”具有一分為三的哲學思想以外,道家也主張“三生萬物。在中國古代哲學中,“三”存在智慧的作用,如“三人行,必有我師”;“三”也獨具穩定的功能,如“三足鼎立”;“三”更具有和合的機制,在左右、上下和內外兩極之間,起到和諧與中和的作用。其实《易經》的核心不是陰陽兩元或兩極,而是三元,王禮強提出“仨源易经”。他還強調“仨”是万物的内核,任何层面皆由三个既相互独立又相互影响的“源”构成,“仨源”就是指三个相互独立且相互关联的源。

由三元哲学引出三元悖论(Trilemma)又称三难困境、三難选择、不可能三角或不可能的三位一體(Impossible Trinity)。三元悖論是在一個給定的條件下,人們存在三種選擇,但任何一個選擇都是無法接受或是不想要的。於是,人們面臨兩種邏輯等價的選擇:一是三選一;二是三選二。但是,無論三選一還是三選二,都比二選一要容易和優化。目前文本記錄顯示,最早使用三元或三难困境一詞的人是1672年的英國牧師亨利(Philip Henry)。

三元理論和悖论已經被應用到经济学、神學、美學、智力、愛情、医学、逻辑学和自然科学等領域。如爱情三元悖论。罗伯特·斯腾伯格(Robert J. Sternberg)在20世紀90年代提出了愛情三元理論,认为人类的爱情大致由三大基本成分構成:亲密(intimacy)、热情(passion)、承诺(commitment)。但是要达到三者高度合一的“圆满之爱”,既難以持續,更難以達到,几乎不可能。

愛情三元悖论的經濟學思想的意義是,不能拘泥於兩種選擇或兩種變量,因為這種二選一的兩難,會局限了我們的選項,非此即彼的選擇會導致人類更多的困境,所以需要引進“第三者”,幫助我們三選二,甚至三選一,也比二選一提高了更高選擇參照與空間。而且,能夠幫助大家在三個選項之間,進行妥協和交換,取得最大的三者之間的公約數。

在經濟學和經濟學相關的學科中出現了許多三難困境,包括工資政策的三難困境,1)“工資”、“就業”和“利潤”;2)社會三難困境;3)企業管理的三難困境。當我們面臨既要快速完成生產,又要省錢,更要高質量的三重選擇時,無法三者通吃,只能“三擇其二”。 這是要求項目負責人必須在“快、好、省”之間,選擇最優先的兩項。

将这一三元悖论应用到城市贫富分化、城市化速度的兩難中,必须引入第三元,如城市的公平權利,来决定决策的“三取二”。

比如,如果我们把城市化效率与民众权利平等作为优先,就意味着暂时牺牲或忽略一下城市的贫民问题,但需要强化建设公平的制度,比如,彻底消灭户口限制,农民工与市民同等享受教育、居住、医疗保险和工作权利,假以时日,贫富分化问题一定会慢慢解决;同样,如果把贫困问题和权利平等当作优先,那么就意味着放慢城市化的步伐,多建小城镇和多侧重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設;还有,如果把权利平等问题,暂时放一放,那么户籍改革就要慢慢来,农民工的教育、住房、就业、保险暂时滞后一下,但是必须尽快实行农民工和市民的同工同酬,实行城市房产税,推行抽肥补瘦的税收政策等等。

一旦城市化速度、城市居民基尼系数与城市平权问题在三维之间获得交集,就意味着城市化达到了适度的区间。

(听众问答略)

来源:中美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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