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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建国:台湾问题与政治危机的转换

作者:储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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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政治危机,一般指影响政治稳定性的危机,政治稳定性的核心则是政权稳定性。影响政权稳定性的危机有哪些呢?借用孙中山的概念,可以简化为三种:民族危机、民生危机、民权危机。

这个民族危机,如果把概念说宽点,在中国源远流长。秦朝以前的诸侯国战争、更远一点的部族战争,都可以理解为广义的民族危机。它主要针对一个政治体外部环境的脆弱性。

秦朝以后的大历史中,民族危机也时而爆发,甚至因此而改朝换代,但已不是政治危机的主要形式。民生危机则取而代之,成为政权生存的最大威胁。这个一方面与王朝体系相对于外部环境获得了比较牢固的稳定性有关,另一方面与儒家以民为本的政治理念占据了意识形态统治地位有关。无论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民生之多艰”都会被认为是治理者的责任。所以,一旦天灾人祸导致民不聊生,很多人活不下去了,就会有理由揭竿而起。治理者在镇压的同时,心里面也会认可这个理由,因为大家的头脑都被塑造于同样的政治理念。

西方文明进来后,民生危机仍存,民族危机强化,又因为新思想的引入而出现了民权危机。革命者常以民族问题率先动员,以民权问题铺展新论,以民生问题切入社会。获胜者在这三个方面都得有所作为,但以解决民族问题为优先。“他坚持了抗战八年多,他改善了人民生活,他建立了敌后根据地,他实行了民主好处多"。这段歌词完美地表达了共产党在处理三大危机方面的能力和贡献。

新中国成立,开启了一个新的大历史进程。“时间开始了。"这句话反映了那代人何等的气魂!评价这个历史时刻的意义,大概需要以千年为单位来思考。历史是新的了,但危机类型依然没有变化,民族、民生、民权三大危机仍然存在。但相对来说,由于民族的独立,新政权的建立,民族、民权危机暂时退居次要地位,民生危机占据主要地位,甚至占据压倒一切的地位。尽管其间有些历史插曲,但生产力发展与人民需求之间的矛盾一直是新中国成立后的主要矛盾,这也是新中国经济政治学的核心内容,只是有时候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而已。

改革开放为解决这个矛盾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新机遇,我们也抓住了这个机遇,实现了历史性的转变。如果从政治危机的角度来看这种转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意味着我们至少告别了过去因为缺乏生存资料而引发的政治危机。以后的民生危机仍然存在,但会以新的较为温和的形式出现。而民权危机的地位渐渐突出,中国需要一个较长的时期,通过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法治来应对。

然而,这个时候,外部环境又变得恶劣起来,当前的中国已难以按照原来的规划顺利地升级发展轨道了。在美国的眼中,中国过于快速而姿态异样的崛起是个巨大威胁,如果现在不想办法遏制,过一段时间就没有办法遏制了。美国内部政治极化明显、撕裂严重,但在遏制中国方面出现了高度共识,这也符合通过外部危机解决内部冲突的族国政治规律。然而,更严重的是,美国精英层中的劣质力量占据了主导地位,这种力量具有犯罪分子的心理潜质,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任何规则都可以践踏。这种心理具有传染性,在一个和平年代,总统在国会演讲,下面竟然不停出现暴民式的欢呼,说明某种集体非理性已在美国政坛弥漫开来。而中国则是这种集体非理性的最大外部受害者。果然,这帮政客掀起了反华浪潮,不断把反华议案摆到桌面,并终于通过了一个完全践踏当今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的《台北法案》。为了狭隘的美国优先,这帮着了魔的政客不会顾及基本的国际秩序如何维持,不会顾及其他国家的人民如何生存,依仗着强大的军事力量,不惜将这个世界带入战争状态。

中国人已陌生多年的民族危机似乎又来了,中国从精英到民众都不愿意看到和面对这种危机。中国精英层一直在顶着民众的压力,努力地、主动地去改善中美关系,“合作共赢”、“一万个理由”等等都是这么个意思。即便是中国民众,这些年言语表达上似乎很激烈,似乎“满山遍野映山红”,但心里面对美国并没有那么多的反感。去年的一民调显示,50%以上的中国人对美国有好感就很能说明问题。但美国这帮暴民化的政客不可能细心体察中国精英和民众的这种心理,无所顾忌、毫无底线地攻击中国,侵害中国利益,让中国民族主义的烈火越烧越旺。无论是总统班子,还是国会议员,都已打破过去中美关系中那点脆弱的平衡,公开地支持台独,分裂中国。台独势力也成功地把所谓的“独立”与“民主”捆绑在一起,似乎不能“独立”就不能“民主”。实际上,台湾自政党轮替至今,大陆除了反对台独,促进经贸发展之外,有干涉台湾所谓“民主”的什么动作吗?没有,一点也没有。台独势力这种欺骗宣传,美国暴民化政客也不一定相信,但会装着相信,因为他们就是要台湾独立。

美国政客的低劣行为也大大改变了大陆的民意,今年的民调显示中国人对美国好感度已骤降20%以上。这对于台湾问题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很多过去反对台湾独立而对美国体制有好感的人现在既反对台湾独立又反对美国体制。这就大大减弱了大陆因民生危机的缓解而上升的民权危机的压力。有学者建议宣传部门少讲点“制度优势”,这个有点道理。过去因为有很多中国人倾向美国体制,所以多讲点制度优势以利于平衡,现在更多的中国人反感美国体制,所以就可以少讲点制度优势同样是利于平衡。而且,现在的“少讲”比过去的“多讲”更显得制度自信,甚至可以多讲点美国优点而不担心风险。一年时间,真是斗转星移啊!

这种变化的根子在于政治危机的结构发生了变化,台湾问题升高了中国人的民族危机意识。这种意识一直存在,中国政府过去利用相对稳定的中美关系和对台独势力的某种打压而比较成功地冲淡了这种意识。然而,现在这种策略已成过去式,不再奏效了。中美关系恶化到几近破局,台独势力胆量大增,所谓“台独”事业几乎完成了决定性动作。中国人的民族危机意识越来越高涨,“民族主义”也有从过去的“自豪进取”型转变为“屈辱反抗”型的迹象,后者是大家熟悉的历史类型的重现,意味着更大的政治危机。

这种政治危机的转换,究竟到什么程度,笔者也说不清楚。有关研究者和实践者当有深入的考察,以便做出正确的决断。

来源:中美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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