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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黎:同住地球村,“脱钩”谈何易

作者:王黎

近日,美国和日本分别表示将从中国迁出他们的企业。为了彰显其决心,他们宣布政府将分别承担全部的搬迁费用。此前,美国学者约瑟夫﹒奈撰文“权力和与中国的相互依赖”,虽然认为“中美两个经济强权在短期内难以从相互依赖中脱钩,但从长期战略考虑,中美双方显然具有脱钩的动机或计划。”不难理解,在国际关系中没有任何大国愿意将自己的社稷福祉依赖于他人。中美两国也不例外。

颇为有趣的是,就在全球疫情困难期间,中国遭受到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的纷纷指责甚至诬陷,颇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面对美国及其盟友纷纷对中国的出手,一些沉迷于历史经验的书生开始幻想历史轮回。几篇借故喻今的文章探究了大清帝国之覆灭或庚子拳匪的前景。显然,这些人既看错了黄历也多少有些难言之隐。当然,本文为那些担忧这场全球范围的疫情危机是否会给中国带来致命一击的群体点赞,它确有可能毁掉自改革开放以来几代人的努力与成果。“未雨绸缪”应是各国领导人铭记的古训。不可否认,一旦美国、欧盟、日本——中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高科技来源以及中国制造商品的最大市场——采取对华紧缩政策或关闭门户的话,中国的制造业将蒙受难以想象的致命打击。届时,中国能够凭借什么去实现它梦寐以求的中华崛起这一民族复兴的历史使命?

然而,国际关系并非如此非黑即白。现实中的国家利益更是受到来自多层面因素以及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的影响。对那些尤其是信奉“均势”原则的国家,即使他们不欣赏东方的治理模式,也不会甘做自由霸权的宠儿。除此之外,外交(diplomacy)与美元(dollar)是一对孪生兄弟。世界上真的没有几个国家甘愿放弃十几亿人口的巨大市场而去追随抽象的原则。记得当年在美国留学时听到的段子,“那些讨厌美国的国家,真的仇恨美元吗?”同样的道理,试问今天的美欧日三强:“难道你们仇视对你开放的中国市场吗?”

中美之间的“脱钩”(decoupling)似乎出现不久,但作为国家之间的博弈却存在已久。平心而论,在过去改革开放的40年间,中国历届领导层一直努力融入由西方支配的世界体系。为此,他们甚至甘冒社会不稳定的政治风险,允许大量国企破产。然而,究竟有哪个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曾经全方位地接纳过中国。自1989年和随后的“苏东剧变”之后,美国对向中国输入高科技的管控措施更是从未放松过;甚至连继承了当年巴黎“输出管制统筹委员会”原则的“瓦森纳协定”仍在对华出口方面受到美国的公然干预,更不用说欧盟在对华武器禁运中屡遭美国的搅局。其实,在无政府状态下的国际社会里,核心技术与高科技设备绝非能够轻易地从任何奉行“自由贸易”的国家或国家集团得到转售。这本来就是国际政治的现实。300年前被人称为国家利益至上(raison d’être)之说;150前被冠以“现实政治”(realpolitik)之名。中国领导人与其伟大的科学家们对此早有洞察。否则,他们不会在中国处在初级发展时期就明确地提出并制定了具有战略远见的“国家高科技研发计划”,即著名的“863”计划。

本文同意,此次疫情之后,国际格局会发生一些变化,但是中美两大经济超强完全脱钩也是难以想象的。这首先来自贸易的本质。但凡略知国际贸易的人都不会忘记“贸易中的相对比较优势与利益”(comparative advantage and benefits of trade)这一定律。鉴于每个国家或企业都会考虑其生产成本与销售,因此各国间的比较优势与利益只能通过市场交易来验证其生产质量、成本损耗以及经营信誉等。这绝非某个政治集团可以长期掌控的。在这一铁律面前,美欧日等发达国家也难以独善其身。与其相比,中国属于发展中国家。这既是不争的事实,但并非完全准确。与40年前的中国相比,当今的中国已经是世界上生产种类最为齐全、部门程序最为系统的制造业大国。虽然在某些创新和质量上有待进一步提高,中国人的生产能力和研发实力已不可小觑。但凡考虑经营成本的跨国企业或理性的政治家,都不会与中国的制造能力过不去。而达到这一成就也绝非像一些美国政客声称的那样,是他们在过去的15-20年间再造(rebuild)了一个不同的中国。这种观点实属荒诞。与美国关系一直甚密的墨西哥乃至近30年来与美国关系不断转暖的印度怎么就没有能够完成这一“重塑”呢?

今年39日在肯尼迪学院贝尔福中心举行的一个研讨会上有人指出,新冠病毒疫情之后,中国与欧盟之间的贸易关系以及中美贸易纠纷将会深刻地影响全球经济格局,那就是,从目前的以大西洋为中心的世界贸易转变到以欧亚大陆和亚太为纽带的世界贸易枢纽。其中,中国、欧盟与美国将是未来世界经济格局的三大引擎。虽然目前中国在西欧的竞争优势更多的来自其成本优势,但中东欧国家明确表示欢迎并接纳中国的投资与经济参与。如果这一趋势继续扩大的话,中国在欧洲的话语权会得到加强。实际上,包括意大利、希腊、捷克以及俄罗斯等国已经接受并欢迎中国的投资与经济参与,甚至允许中国在那里逐步扩大经济影响。考虑到中欧之间的贸易逆差小于中美双边贸易,这将进一步导致欧洲企业会加大对中国的投资。欧盟商会甚至表示愿意在中美之间扮演“平衡”的角色。鉴于此,传说中的欧盟与美国联手与中国脱钩的想法似乎不符合欧洲人的利益观。同样,美国的企业家也不会坐视中欧双边贸易通吃全球各地。其实,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难以割裂,故恪守“永恒利益”才是国际政治游戏中的真谛。

如果细心思考肯尼迪学院贝尔福中心的各路专家、学者的观点,我们不难发现美国的政治精英及其利益集团的对华态度并非铁板一块,况且,美欧日三家对华态度根本没有达到战时盟友的程度。的确,美国军工复合体及其鹰派集团一直警惕着中国的未来走向,而且从以前的蔑视逐渐演变到今天的头疼:这其中包括自2012年以来他们对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军事活动、对美国高新军事领域和科技创新的模仿而引起的高度警觉。由于近年来美国两党达成的共识认为,“中国代表着整个美国所面临的最广泛和具挑战性的威胁”,白宫开始把中国视为战略对手和竞争者。鉴于此,美国必然意欲摆脱与中国过于相互依存的经济关系。同样,这一时期的中国领导人也战略性地意识到高科技与战略物资必须掌握在自己的手中。由此推论,中美两国在战略资源上的相互脱钩是不可避免的。由于在此次疫情危机中深度暴露出美国国家安全在某些重要技术、稀有金属以及医药物资供应链上严重的依赖中国的生产,故美国相关部门正在做出的决定实属本能的反应,不值得大惊小怪。其实,用美国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易名(Elizabeth Economy)的话说,美国政府和国会正在讨论的与中国的脱钩措施其实就是“中国制造2025”的翻版。

至于有人梦想美国一振臂高呼,西方集团随即另起炉灶并将中国开除地球球籍,也未免过于幼稚。因为那不是正常欧美人的心态,更不是企业家和商人的秉性。诚如奈指出的那样,即使在里根总统时期,当他称苏联为“邪恶帝国”之时,依然主张美苏两国继续谈判并坚持签署具有历史意义的限制战略性武器的条约。同样,就当今中美两国关系而言,美国的政治精英也不会偏离“两手准备”:一手准备反击所谓崛起大国的“挑战”,一手准备在重要的国际问题上探索与中国合作的可能。虽然美国政治精英日趋怀疑与中国“接触”(engagement)策略的实效性,但实践表面这是目前相对有效的唯一选择,至少它比直接对抗更会减少风险。

简言之,在国际关系中依附某国绝非明智之举,但是考虑到成本,接触是必要的政治选择。在全球性的重大危机面前,中美不仅肩负着大国的责任,同样有必要探寻改善全球治理的现实方略。相比之下,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更受益于经济全球化以及当今的国际秩序。为此,当前的国内中心任务仍是维持中高速增长以便积极进一步融入国际社会。此外,鉴于疫情之故出现的某些全球产业链断裂和外企转移导致的经济再调整,中国必须采取积极而稳妥的手段维持世界经济秩序。这些都是有益于稳定国内市场和产业布局的必要举措。

最后,本文以此表达对中美两国关系未来走向的期待与看法。早在1989年末,美国知名记者及作家索尔兹伯里(Harrison Salisbury)在与时任中国国家主席杨尚昆的谈话后建议,中国是一个具有五千年文明的古国,在与美国这个被巨大的物质优越和安全环境所宠坏了的年轻国度打交道时,需要表现出必要的耐心和宽柔。但美国人民是“豪勇和慷慨的,他们心地不坏,且不记旧仇。”的确,历史上美国人无论政客还是民众喜欢慷慨承诺,但事后便忘记了自己的初衷。况且,在这个高度自由的社会允许发表任何观点和表态。鉴于此,只要中国沉着应战,稳步迈向自己的既定目标,就一定会在现有的国际秩序中迈向世界舞台的中央。尽管如此,中国迈出的每一小步都会被守成大国或周边国家监视着。毕竟,这是巨人迈出的步伐。

【王黎,英国阿伯丁大学国际关系博士,曾在美国加州克莱蒙学院凯克国际战略研究中心(the Keck Center)从事博士后研究,此前为哈佛-燕京访问学者(1988-90)。自2013年执教于吉林大学公共外交学院。研究领域:英美外交与外交政策、国际秩序治理与军事安全。主要研究成果包括:《欧洲外交史 1494-1925》,《跨国视角下的世界秩序与国际社会》、《美国外交:理念、权力和秩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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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美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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