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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建国:守住底线,冷静观察:应对美国精英的集体非理性

作者:储建国

所谓“集体非理性”,指的是一个群体在一定刺激因素的作用下,共同陷入一种偏离常态的情绪化心理状态。正如勒庞在《乌合之众》所描绘的,这种群体容易冲动、易变和急躁,易受暗示和轻信,情绪夸张且单纯,偏执、专横和保守,虽经常放纵自己低劣的本能,但却不时表现出极高的道德。这种描述本来是用在大众身上的,但当前的美国精英层几乎完整地表现出了这些心理特征。

作为现代理性“囚笼”的看守者和运作者的美国精英陷入这种集体非理性,是一种历史的讽刺,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这种理性“囚笼”的现实基础是不可靠的,与其建构原则之间存在严重的冲突。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平等关系的理想性”要依靠“不平等关系的稳定性”来生存。或者说理想层面的理性要依靠现实层面的理性来生存。一旦这种“稳定性”出现动摇,这种“理想性”也就随之衰减。二者是联动的,现实理性的丧失导致理想理性的丧失,结果自然就是某种非理性局面,也就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美国精英的现实理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国内大众的稳定控制;二是对世界各国的稳定控制。然而,经过上一轮全球化,这两种控制都出现了动摇。

首先动摇的是国内控制。从宏观经济指标上说,美国是这一轮全球化受益最大的发达国家,主要归功于美元主导的金融体系和高端的科技创新体系。然而,这两个体系赚取的财富高度集中化,而且吸纳不了多少就业人口。所以美国出现了不是一般的贫富分化问题,而是财富寡头化问题。“占领华尔街运动”喊出的“1%对99%”很好地概括了这种寡头化趋势。这意味着大量人口“阶层下移”,中产阶级“低层化”,资产阶级“平民化”。尤其是像特朗普这种传统的资本家在新的经济游戏中渐渐边缘化,感到这个世界似乎已不在自己的手中,过去那种高高在上、悠然自得的控制感似乎没有了,从而产生严重的焦虑感。他越吹嘘自己很有钱,越是反映出内心的不自信。特朗普这种传统商业精英的焦虑感是有代表性的,代表了精英群体中的一大块。他们与低层化的中产阶级在焦虑感上产生了共鸣,内心中都认为是这场新经济游戏的受害者。过去相互斗争的理性联盟变成了共同发泄的非理性联盟。历史有一种残酷的幽默。共同发泄的非理性就像一种传染性很强的病毒,很快从经济领域传染到政治领域。政治领域的分权机制没有对这种传染起到抑制的作用,进入这个领域的精英很容易感染上这个病毒,而且要不停宣示自己感染才能在群体中生存下去。经济对政治的作用在某种时候是通过这种心理机制实现的:经济上失去的要从政治上找回来。这种“找”的过程更多地表现为偏离过去常规的非理性过程。那些本来“理性”的体制派似乎也被非理性的反体制派“唤醒”了,感受到理性控制的危机,并以不同方式加入了情绪化的喧嚣之中。

接着动摇的是国际控制。二战后,美国崛起为超级霸权,冷战后,更是独霸天下。基于现实强权的理性硬控制与基于自由平等的理性软控制在国际领域更清晰地捆绑在一起。由于这种捆绑,人们常说的“双重标准”也几乎是自然而然的了。但其运作方式是动态变化的,当美国精英(主要是政治精英)对理性硬控制比较自信时,对理性软控制的运用就比较正常,反之,就比较偏执。这一轮全球化产生了一个受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那就是中国。在计划经济年代,中国就建立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在全球性产业大转移的过程中,中国抓住了机会,实现了工业体系的升级换代,成为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国家。这种经济转型对于国家整体实力的提升是有决定性意义的,导致了以实力为基础的国际关系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尽管美国仍然是头号强国,但美国精英对于越来越难以控制世界感到焦虑,这与特朗普之类的传统资本家因失去国内控制而产生的焦虑是类似的。本来前者没有后者严重,但美国精英为了摆脱国内控制危机的焦虑而将中国变成了共同发泄的对象。他们朝这个对象发泄得越多,后者在其心理中就越显得像一个难以控制的敌人,于是又带来了更多的发泄。这种发泄不仅仅表现为情绪化的语言,而且表现为非理性的行动。其突出的表现就是貌似受害者的强者去报复貌似受益者的弱者,而且不惜打破自己建立起来的、符合自身长远利益的、也被弱者接受的理性规则。“杀敌八百,自损一千”的损人不利己游戏在当前的美国精英层中频繁上演。

美国一些自负和鲁莽的所谓鹰派精英无疑是非理性病毒的超级传播者。起初,他们所传播的主要是政治非理性,其背后还是保留了一点经济理性。譬如说大规模减税、回避国际支出的责任等,不管政治后果如果,但对美国经济有一定的刺激作用。这也就是为什么政治学者比经济学者对此届美国政府表现出更多反感的原因。

然而,新冠疫情加剧了美国精英的集体非理性,让非理性病毒又从政治领域传染到经济和社会领域。疫情中美囯民众所展示的匪夷所思的言行在很大程度上是传染自美国精英的。精英和民众的非理性行为最终损害了美国经济和社会。今天的美国有点类似中国过去的王朝,精英们习惯了天下中心的感觉,一旦发现天下大变的时候,不是想着如何适应变化了的形势,而是以不合常理的方式自我确认中心位置没有动摇。于是,他们抛开软控制,赤裸裸地展示硬控制的强权逻辑。然而,现实中的这种强权是有限度的,美国的诸类精英频频越过强权限度,一方面试图获得小鸡博弈的冒险收益,另一方面则让世界面临非理性失序的危险,最终危害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的长远利益。

面对美国精英的集体非理性,中国该如何应对呢?

首先感到吃力的是中国外交系统,你想讲道理,别人不跟你讲,你跟着骂战,别人更加来劲,他们担心的倒是耍泼没人理。这个时候,中国外交系统和相关部门倒是可以冷静下来,静观美国精英的耍泼。无论他们如何骂中国、整中国,我们只做出简单明了的回应就行了,不要跟着他们的节奏浪费资源和精力。

譬如说,美国有那么多的人想起诉中国,发起向中国索赔的诉讼活动,中国驳斥一下就可以了,千万不能参与他们的司法过程。一个主权国家依据国内法在自己的司法体系中审判另一主权国家政府,除非经过后者同意或者把后者当作战争失败国,否则都是对国际关系基本原则的侵犯。中国应诉就是默认这种侵犯,不仅是对中国国家主权的不负责任,也是对国际秩序的不负责任。那些主张中国应诉的人主要是法律领域的专家和律师,他们讲的似乎有道理,但这种道理建立在对美国强权逻辑的无反思的默认基础上。像沙特这样的小国慑于美国的强权,不敢抗争。中国则要负起这个责任,中国不做美国的敌人,但可以做美国不公正行为的校正者。美国说中国是修正主义者,在某种意义上,这个词也没有错,只是中国是将国际秩序朝着公正合理的方向修正。中国可以就主权豁免问题同美国进行磋商,但决不可按受美国单方面否定中国主权及相关权益的行为。

既使这种校正者,中国也需要有策略地去做。特朗普宣称“有原则的现实主义”,这个词用在中国身上倒是合适的,用于当前的美国不合适。当前的美国精英奉行的是“非理性的现实主义”。中国讲原则,但也要根据现实的力量和条件去做事。对于美国精英的诸多非理性行为,中国没有精力和能力去校正,只能冷静观察,但对于严重侵害中国核心利益,破坏国际关系基本原则的行为,中国则一定要守住底线,坚决斗争。

对于一些美国人起诉中国的司法过程,中国可以保持不理睬、不参与的态度,但是对于美国国会试图通过取消中国主权豁免地位的立法活动,中国需要坚决斗争,全力反击。因为这种法案的性质类似《台北法案》,是对中国主权和国际秩序的严重侵害,且具有长期效果,这种效果不是一两个官司可以比拟的。《台北法案》在讨论、审议时,中国外交系统有斗争不力的地方,当前武统情势升高与前期斗争不力有一定的关联。没有在重大原则问题上持续有力的外交斗争,陷入集体非理性的美国政客就不太可能意识到其行为的危险性,就容易跨出越过底线的一步。当中国真正做好武统台湾的各项准备,随时可做出武统决定时,美国有关政客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所谓美国“5.20声明”才重申一个中国原则,承诺保持与台湾的非官方关系。

总结《台北法案》出台的教训,中国外交系统一定要对类似的立法动议密切关注、深入研究,以便做出及时有力的反应。如果仍然犯类似过去的错误,让取消中国主权豁免的动议过关,那么中美关系就会真的破坏到难以修复的地步。

所以,面对集体非理性的美国精英,中国有关方面在冷静观察的同时,一定要守住底线。守住了底线,就可以防止美国精英的集体非理性对中国核心利益带来难以挽回的伤害,并在此基础上,可以寻找中美之间,中西文明之间新的共处方式。不同文明之间有诸多共通之处,有诸多互补之处,中国悠久的历史就是不同文明要素相互融合的历史。中国越是学习西方,就越能够准确发现自己文明的优缺点,越能够取长补短,越能够创造出新的文明要素。相反,美国精英在非理性的言行不断自我否定,不断丢弃西方文明中的优良因素,使自己的国家朝着劣质化的方向发展。

就这次疫情防控来说,中国的相对成功之处一方面在于更好地发挥了学自西方的科学精神,遵循了疫情防控的规律,另一方面更好地将科学方法与自身的制度特点结合起来,没有像美国那样出现科学与政治的严重冲突。这就是中国在学习外来文明的过程中,将内外优势结合起来的一个活生生的案例,尽管也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但这些不足是可以在未来的日子里不断加以改进的。而在很多美国人那里,一旦中国被视为某种坏的国家,那么这里所发生的一切似乎都是坏的,本来比较成功的一件事被当作失败的典型到处宣扬,这样偏执的结果在伤害中国的同时,也给美国带来巨大损失。如果美国认真对待中国抗疫经验,结合自身特点,学习其中可以学习的东西,那么美国就决不会付出那么大的生命和经济的代价。然而,集体非理性让当前的美国没有可能做到这一点,这是巨大的悲剧,但众多的美国人还认识不到这一点。劣质化的美国精英对此要承担历史的责任。

当然,我们不能把在特殊时期的情绪和表现加以固化,视为某种长期性的因素,美国自我校正的能力还是比较强的。这个国家不惮揭别人的短,也不惮揭自己的短。某些短处被揭的多了,也常常会得以改进。当前美国精英的这种集体非理性肯定不是正常的状态,他们终究是要走出来的。当他们恢复正常之后,美国又是怎么样的美国,中国人也许会感兴趣,但中国人更关心的是,受这种集体非理性伤害的中国又会是什么样的中国。我们守住底线的目的就是要防止致命的伤害,我们冷静观察的目的就是要分清短期和长期的因素,认真思考未来长期的中美关系该如何去处理,如何更好地对西方文明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努力创造出一种更可持续的新文明。

中国人有这种伟大的抱负和实现这种抱负的能力。(作者为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比较政治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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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美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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